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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馬上調查，一小時內給你回電話。”我告訴希格比。

“多謝，”他說，“我們希望聯邦調查局在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為難總統。”

洛杉磯分局通知我，這起案件按例正由長灘警方展開調查，他們相信是一幫青少年所為。那間醫師辦公室數週前就被盜竊過，有少量財物被偷走。在這兩起案件中，竊賊都是透過拉門進入的，這個拉門的一個掛鉤壞了，而當地類似的入室行竊案件也正處於調查之中。總統的病歷檔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沒有跡象表明它被翻動或拍照過。

我將該資訊轉告了哈格比，並告訴他聯邦調查局無權介入此案。他立即變得言辭激烈起來，咄咄逼人地要求聯邦調查局“就此案發布新聞”。我說道：“哈格比先生，聯邦調查局沒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動是由聯邦調查局執行的，否則聯邦調查局也無權釋出新聞。”哈格比仍爭辯說必須釋出新聞。我對他只做了一項保證，那就是隨時告知案件的進展情況。但哈格比沒容我與他聯絡。他頻頻給我打電話，在後來的十天裡，他至少給我打了十五個電話。我的答覆總是“沒有”。我奇怪白宮為什麼對釋出新聞如此感興趣。當我得知“水管工”曾闖入一位精神病醫師的辦公室後，答案就出來了，這位醫師曾給洩露五角大樓檔案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治療過。我懷疑白宮有人知道拍攝埃爾斯伯格精神病歷的勾當註定會敗露，而如此煞費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總統也是此類伎倆的受害者。

對於聯邦調查局所受的這些政治侵擾，格雷沒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態。到了1972的秋天，聯邦調查局總部裡的人對這位代理局長普遍有了如夢初醒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趕到各個地方分局，進行事先準備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說，講著特工們最想聽的話，一度深得特工們的擁護。儘管如此，作為其“開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將敏感的人事問題在媒體上廣為傳播，這讓特工們極為不滿。他們難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團的私人班子，因為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為格雷謀取利益，而決不計較因此將會讓聯邦調查局付出多大代價。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倫敦市勞倫斯紀念醫院就醫接受腹部手術，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華盛頓。他指示我在此期間，所有報告和往來書信由我簽署。因為他向來很少呆在華盛頓，所以對於我本來就已緊張忙碌的工作節奏而言，其延長不在位時間並不會造成多大影響。

格雷休完病假回來後，我們進行了一次密談。他告訴我白宮又遇到了麻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所在地華盛頓水門大廈被人莫名其妙地闖入，在針對此案展開的調查過程中有人洩露了訊息，給白宮招惹了麻煩。格雷吐露，嫌疑洩密者就是馬克·費爾特。

水門事件（1）

水門事件所蘊含的風險如何誇大也不為過。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盜竊案，而是對政府體制的侵犯，對聯邦調查局誠信的攻擊，以及為了防止我們揭開美國曆史上最大的政治醜聞而施加的強大的壓力。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一些高階行政官員身陷其中，並不惜一切代價試圖破壞我們的調查。而白宮的幕僚，無論級別高低，或是推託迴避，或是橫加阻撓。他們利用司法部和中央情報局來為他們提供掩護，對於我們所已經獲取到的資訊，則由聯邦調查局局長向他們通風報信，並試圖限制我們的調查。

由於帕特·格雷常常不在華盛頓，我承擔了對水門事件進行日常跟蹤調查的全部責任，因此應由我，而且也只應由我來承擔與之相關的所有譭譽。我很快地就發現，聯邦調查局對於一位現任總統所能施加的壓力是多麼微不足道。與白宮的這番較量，使我回想起了在堪薩斯城追捕黑手黨，而黑幫分子又拒絕對話時的情景。一位供職於聯邦調查局華盛頓分局辦公室的探員也對此感到極為惱火，認為這一調查就像是“從黑豹黨獲取資訊一樣”。司法部刑事司的亨利·彼得森曾這樣評論白宮幕僚說，“沒有一個人聽起來像是無辜的”，而很多人的確是有問題的。每個人似乎都有什麼東西要加以掩蓋，幾乎所有人也都是這樣做的。不僅白宮幕僚如此，就連“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亦復如是。

正如尼克松的錄音磁帶所證實的那樣，總統的親信用盡了一切手段來對付我們的調查。當白宮辦公廳主任鮑勃·霍爾德曼抱怨聯邦調查局“失控”之際——因聯邦調查局過於積極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實情況——這一點便立刻得到了證明。我無法用言語表達這一情況有多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