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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胡佛在爭吵中去世，格雷成為代理局長。在這位新老闆主持的首次例行性行政會議上，我們草草地討論過這個問題。道貝爾告訴格雷：“已經進行過一次廣泛的實地調查，你應該知道結果。分局主管、監察員和普通探員都無一例外地反對，他們強烈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這方面的最新資料你還沒有看到，在這裡讀又嫌太長。我建議你先看一看，然後我們可以就該問題進行表決。”

格雷猶豫了片刻，隨後點頭同意。但他主意已定，告訴了媒體聘用女特工的決定已得到一致透過。

傷害之餘又平添侮辱的是，就在同一天，戴維·金利，格雷的行政助手，將發往地方分局宣佈該決定的公函交給了我。

看過之後，我說道：“戴夫，你沒有改變最低身高標準。”

“是的，”他回道，“老闆希望男女標準完全相同。”

“可是戴夫，如果堅持五英尺七英寸的最低身高標準，選出都將是高個子婦女。你這是對普通婦女的歧視。”經過三十分鐘的爭論之後，他仍然沒有改變立場，我於是給格雷打電話。他搶過話題，不容我多說。

“男女標準要完全一樣。不得有所例外。”他說道。

“這是歧視，”我堅持道，“你只對一部分人敞開了大門。我們應該一視同仁。”

“馬克，我不想再討論這個問題了，”他說道，“我主意已定。不要讓我扯得太遠。”

最終，對於那兩名提起訴訟的女子，我對其政治動機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列姆塞爾和埃德加都沒有填寫聯邦調查局工作申請。在新政策實施的前些年裡，幾乎沒有女性提出過這類申請。從那以後，我反對僱用女性特工的爭論就失去了合理性。由於有過更為活潑的童年遊戲、積極參加體育運動和從事體力勞動（對一些人來說），婦女正變得和男人一樣強壯。

我依然相信，在將不實資訊透露給媒體時，格雷犯了一個嚴重的戰術錯誤。他失去了行政會議的信任，其誠實性和善意受到嚴重質疑。聯邦調查局專業人員感到極為憤怒。格雷的欺騙行為也許是導致後來發生許多事件的決定因素。在參加那次例行性行政會議的十六位高層官員當中，有十人此後不久就退休了。他們給出的理由都各不相同，但我知道因為格雷對媒體顛倒是非，這十人對他都已經是意興闌珊了。而對這位新任代理局長來說，沒有誰會讓他因為利用媒體而感到羞愧。

尼克松的聯邦調查局親信（5）

格雷指派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讓各部門準備意見書和白皮書供他參考。就在我剛要口頭下達指示時，我意識到在我們草草收尾的會議上，我還沒有完全摸清他的想法。幸運的是，我的行政助理卡羅爾·丘迪明白我心中難題。她讓我留意《紐約時報》上的新聞報道，格雷的想法在這些文章裡得到了極為詳盡的表述。他稱這些文章是他的“諮詢渠道”，其內容涵蓋從聯邦調查局的管理運作到有組織犯罪、從情報調查到吸毒在內的一切事情。很快，我開始習慣在報紙上讀到那些我認為屬於聯邦調查局內情的東西。

讓格雷失望的是，戴維營為白宮佔用，我們的集體討論會沒能在那裡舉行。所以格雷、他的私人班子和行政會議成員就趕往匡恩提科。每個職能部門都遞交了各自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經過了深入的討論。格雷的問題很尖銳，但並非總是恰當。第一天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在一處幽僻餐廳用餐，我吃驚地發現，這裡居然有一個正在營業的售酒櫃臺。在以前的聯邦調查局學院，飲酒是絕對禁止的。

次日，討論繼續進行，我們這時開始意識到，這次會議主要是為了闡明格雷及其工作班子在聯邦調查局的政策、流程和工作上的意見。儘管他告訴我們，他的班子成員沒有“穿著他的囚衣”，但不久以後，我們就體會到了其助手的影響力是多麼大。討論過精心準備的材料之後，格雷並沒有要求就此進行表決，這使得行政會議的成員們大為震驚，胡佛主政時一向是要隨之進行表決的。而現在，與其私人班子成員商量之後，格雷自己做出了所有決策。

如果我聰明的話，我應該與行政會議的其他成員一塊退休。我每小時只賺幾美分，而我稅後實得退休工資與我現在拿的工資幾乎一樣。我的薪水多年沒漲，因為國會不願調高公務員最高工資限額，導致高層官員工資被強制性壓縮。我的下屬有數百人領取與我一樣多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