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熱愛美國，信仰美國理念。他的遺體躺在華盛頓東南國會公墓的一塊普通墓碑之下。他的名字被醒目地裝飾在聯邦調查局總部莊嚴的新大樓門口上方，這是一種更為適宜的紀念方式。他對這個國家真正的貢獻，他才能和奉獻的真正紀念碑就是聯邦調查局本身，儘管它飽受攻擊和非議，但它會生存下來，並且會強大起來，因為國家非常需要它。

尼克松的聯邦調查局親信（1）

在約翰·埃德加·胡佛最後的日子裡，逼他出局的壓力愈來愈大。在比爾·沙利文的鼓動之下，誹謗者們抓住一切事件和爭端，要置局長於不利境地。白宮顧問們私下暗示，尼克松總統對拒絕接受政治命令的聯邦調查局不滿意。這些汙衊之辭主要出自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和約翰·迪安之口。在迪塔·比爾德案和休斯頓計劃上，他們對胡佛拒絕成為一名“合作伙伴”而感到惱火。他們暗示胡佛“太老了”，不再能夠“掌控”聯邦調查局，而且鬥志低迷。

總統對胡佛有著矛盾的心態。他本指望可以任意指使局長，但他明白鬍佛在國會有著強有力的支援。尼克松準備等待時機，等待胡佛喪失能力或死亡來解決他的問題。但是他還沒有開始採取行動，來尋找或準備任命一個接替胡佛的人選。我們局裡的人都曾強烈地感到，他會指定局裡的某個人。我也許會收到這項任命，這種想法一次次地從我腦際掠過。我是局裡的二號人物，我在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履歷相當不錯，而且根據自己的感覺，我也深得普通職員的喜愛和尊重。另一個合情合理的候選人是局長助理約翰·P。莫爾，他負責行政工作。除了與外界保持著富有影響力的交往（這一點是我所缺乏的），莫爾的工作業績也很突出。

但理查德·尼克松需要的是聯邦調查局之外的某個忠於他的人，某個與聯邦調查局沒有瓜葛且不會首先效忠於聯邦調查局的人。他本來要選用原華盛頓市警察局局長傑瑞·威爾遜，但此人在處理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時弄得聲名狼藉，當時有數千反戰示威者遭到圍捕並被投進一所臨時設立的監獄。白宮助手們首推原伊利諾斯州庫克縣治安官約瑟夫·伍茲，但他是尼克松私人秘書羅斯·瑪麗·伍茲的兄弟。用他會有點搞裙帶關係的味道。

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提出一個折中方案。確切地講，在總統宣佈胡佛去世二十六小時十分鐘之後，尼克松指定帕特里克·格雷任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他曾經是二戰潛艇指揮官、律師和康涅狄格州小有名氣的政治活動家，並擔任過助理司法部長職務。兩人自1947年相遇以來，格雷一直是尼克松忠實的追隨者。他1960年卸去參謀長聯席會議助理的最後軍職，為尼克松首次總統大選效力，後來又辭去在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實務工作，參加1968年總統大選。就在他被欽點執掌聯邦調查局的數週前，尼克松為加強對司法部的控制，已任命格雷為司法部副部長。現在的格雷將在聯邦調查局發揮同樣的作用。他對如何管理聯邦調查局沒有自己的想法，但從白宮內部人的立場來看，為結束聯邦調查局領導層反應明顯不力的狀況，格雷是一個理想的候選人。

直到5月3日這一天，格雷一直未被告知他是尼克松所選之人。他那天接到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的電話，要他下午兩點一刻趕到其辦公室，因為“我們要到白宮去”。他從司法部法律顧問拉爾夫·埃裡克森那裡得到自己升遷的訊息，但直到尼克松親口相告才敢相信。“總統向我談起了這個職位的重要性，並且提到了它不得不保持非政治性的現實，”格雷說，“總統還告訴我：‘我們的關係不是政治關係，而是一種基於相互尊重基礎上的職業關係。’”

白宮發言人在公共場合也採取相同的論調，給人造成的印象是，格雷的任命是超黨派和非政治性的，只不過是11月份選舉之前的一個臨時性措施而已。根據一名白宮助手的說法，在競選升溫之際，總統不想讓這種任命“捲入黨派政治”。當被問及人選時，總統新聞秘書羅恩·齊格勒說：“我想你會發現帕特里克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在其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第一週，格雷繼續使用他在司法部的老辦公室，等著海倫·甘迪將胡佛的私人用品和紀念品打包處理。他要我繼續留下來主持日常工作。為保持過渡階段工作的連貫性，我接受了這一要求。

格雷帶來的新的領導風格立刻顯現出來。他不吸菸也不喝酒，每天都進行劇烈的運動。他總是堅持從地下室車庫爬五層樓來到五樓辦公室。陪著他爬了兩次樓梯之後，我就特別留意從另一個門進去。格雷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