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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8月中旬,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經變得筋疲力盡,而公眾也已對這一事件開始感到厭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抨擊白宮應對水門事件負責,但是選民對他的講話卻像對所有黨派之間的爭吵一樣不屑一顧。聯邦調查局展開的大規模調查也開始放慢了步伐。於是,在9月15日,司法部宣佈將對七名嫌疑人——五個竊賊加上亨特和利迪——提起訴訟,同時宣稱針對此案將不會再起訴他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還應有其他人被起訴”,司法部的一位發言人如是說。而在司法部內部向伯恩斯坦提供內幕訊息的人也堅持認為“調查已經進入停滯狀態”。
約翰·奧康納補遺(2)
費爾特意識到,他所抗爭的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正在無聲而高效地削弱他們對案件的調查——一種不事聲張的阻礙。面對這種狀況,一位循規蹈矩的聯邦調查局領導本應該對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工作加以嚴格的限制。儘管聯邦調查局擁有充分的權力對國內犯罪案件進行調查,但是對於某些案件,其中包括違反選舉法的犯罪行為,聯邦調查局則需得到司法部的批准才能展開調查。由於競選過程中共和黨所採取的一系列違法行為,包括唐納德·塞格雷蒂所搞得那些骯髒把戲,符合上述的規定,因此司法部本應批准將調查加以擴大,對共和黨欺詐性的競選行為開展調查。但是對於本案,司法部卻狹隘地將之定位為一起盜竊案,從而限制了聯邦調查局的行動範圍,也使得水門事件大陪審團無法對那些更為嚴重的陰謀活動——而對這些活動的調查可能會將矛頭直接指向白宮——加以審查。
即便我們假設塞格雷蒂的行為與水門竊案無關,然而他的所作所為也足以導致另立新案,從而對他展開調查。但是司法部卻並不負有立案的責任。在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和刑事司司長亨利·彼得森——他們兩人均是尼克松總統的忠實追隨者——的領導下,司法部對於是否立案起訴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對某案展開調查。而他們認為,塞格雷蒂所搞的那些骯髒把戲只是司空見慣的政治運作(儘管他最後因散發詆譭性的政治宣傳資料而被課以短刑)。而對於主公訴人、助理總檢察長厄爾·希爾伯特的態度,一份聯邦調查局內部備忘錄的描述則是:“他對於將這些人(例如塞格雷蒂)的行為定性為政治運作,並且與水門陰謀毫無關聯的判斷深感滿意。”司法部拒絕對有關人員提出指控,此舉既無須公開向外宣佈,而公眾對其內幕也自然根本無從知曉。於是,對水門事件的調查開始逐漸歸於沉寂。
司法部的行為使費爾特深感失望和憤怒。在他看來,水門竊案只是大量違法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司法部卻命令他們只能專注於對竊案本身的調查。他對此的第一反應就是將阻礙他們調查的這些限制規定透露給報界。在司法部宣佈只針對竊案提起公訴之前一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得到了“深喉”提供的有關資訊並撰文指出,對水門竊案的調查業已結束,但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卻受到限制,無法對違反有關政治捐款法律的行為展開調查。但是他們的報道卻未引發來自公眾的多少抗議。
費爾特知道,他必須堅持對塞格雷蒂違法行為的調查。唐納德·塞格雷蒂只是一條小魚,但是對他的指控——例如分裂民主黨聯盟,破壞民主黨的競選後勤——卻可以暴露出“深喉”試圖追查的一些更為嚴重的問題:水門竊案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一個更大陰謀的組成部分。這些骯髒把戲,包括水門竊案在內,都是由同一個行賄基金① 指為收買官員或散佈政治謠言等使用的資金。資助的,並且有可能與許多重要的行政官員相關,其中包括德華特·蔡平——塞格雷蒂以前的領導;霍爾德曼——蔡平的老闆並被認為是整個計劃的制定者;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塞格雷蒂計劃的最終執行人;約翰·迪安、查爾斯·科爾森、約翰·埃利希曼、傑布·馬格魯德以及約翰·米切爾——亨特和利迪行動的監督人和同夥;赫伯特·卡姆巴克——付錢給塞格雷蒂的尼克松私人律師;而這一切都在含蓄地暗示總統本人也已捲入其中。
簡而言之,在費爾特看來,塞格雷蒂不僅與水門竊案有關,而且與白宮也有著密切聯絡。如果他能夠將塞格雷蒂逮捕歸案,他就可以駁倒白宮的說辭,即那些竊賊只是一些自行其是且無關緊要的流氓而已。同時他也可以推翻檢察當局提出的指控——這次竊案之所以發生,只不過是因為霍華德·亨特圖謀對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