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確實是推脫著不肯出錢，但在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的再三勸說之下，最終還是捐獻了三萬兩銀子。再加上洛陽城內其它士紳的捐獻，最後總算是湊到了五萬兩白銀，一千石糧米。在這批錢糧送來之時，洛陽的守城官兵當即就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可問題是，即使是在這等兵危戰兇之時，洛陽文武依然沒忘了漂沒錢糧，甚至剋扣得比平時還要兇狠——五萬兩銀子剛剛到手，洛陽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萬兩，王紹禹總兵也剋扣了一萬兩，洛陽知府馮大人吞了八千兩，洛陽推官衛大人拿了三千兩……一番七折八扣下來，發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裡時，賬目上的五萬兩銀子已經只剩八千兩，幾個小軍官又合謀吞了五千兩，最後每個官兵只分到了區區幾錢銀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萬兩銀子的事情，全體官兵早已知曉，都眼巴巴地等著這筆空前大犒賞呢。此時一看，即使已經是流寇兵臨城下的要命關頭，諸位上司們依然這般苛待自己，於是一起一落的巨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氣得人人大罵，滿肚子怨氣。接著，各路守軍還因為各營銀兩分配不均，而在城牆上為搶銀子爆發內訌，乃至於動刀子死了人。李自成趁機揮師猛攻，守軍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潰逃的潰逃了……

——或許，那位福王朱常洵一開始之所以不肯出錢，恐怕就是因為知道以洛陽這幫昏官的作死秉性，即使給了他們再多的銀兩，即使刀子已經架到了脖子上，也只會拿去中飽私囊，照樣不肯花在戰事之上吧！

不過，崇禎年間的大明公務員階層，固然是充斥著無數的作死高手，但是再下面的縉紳土豪，其實也同樣非常擅長以各種姿勢來作死。比如同樣在流寇橫行河南的時候，有一次某個縣城即將被農民軍圍攻，城中某縉紳預先得知風聲，在城內囤積了不少糧食，預備在圍城開始之後坐地起價，透過販賣天價糧食來大賺一筆……誰知等到圍城戰開始之後，卻被縣令的一紙公文封了糧棧，把他的存糧都運到了衙門裡去。

該縉紳聞訊，在氣急敗壞之下，居然趁著農民軍攻城正急，縣令被迫帶上全部兵丁到城頭應付戰事的時候，悍然發動家丁縱火攻打縣衙，企圖奪回糧食。可當時守軍本來就已經在農民軍的強攻之下，左支右絀、搖搖欲墜，一看到背後火起，當即士氣瓦解，兵潰城破……結果這位縉紳才從衙門裡奪回糧食不到一個時辰，縣城就落入農民軍之手，他舉家都被農民軍殺盡，那些糧食自然也都被流寇頭目給笑納了……

由此可見，面對這樣一幫從上到下都熱衷於作死的朝臣和士紳，崇禎皇帝的處境該有多麼悲催了。即使他想要改變這種狀況，朝臣也未必會配合——別以為那幫節操無底線的文臣只會作死，不會弒君啊！

總的來說，崇禎年間的大明帝國統治階層，上到內閣重臣，下到鄉野縉紳，多半都是超一流的作死運動狂熱愛好者，硬是把作死這種事情玩出了技巧、玩出了花樣，一直玩到了匪夷所思、喪心病狂的超凡境界——否則也不會把偌大一個資源豐富、工商興盛的超級大帝國，給一口氣搞出這般撲街的悲慘命運。

當然，這固然是大明王朝的不幸，是中華百姓的浩劫，但也是各路野心家眼中的機會——遺憾的是，在這個被各路穿越者穿成了篩子的時空，企圖爭奪大明王朝遺產的競爭者，似乎實在是太多了一點兒……

“……老鹿啊！關於這幾個月零星蒐集到的登州鎮情報，我這兩天初步整理了一下，已經寫了一個總結出來。那邊大概可以確定身份的穿越者，暫時只有登州鎮總兵陳新本人而已，還有他的民事主管劉民有，有很大的可能也是穿越的，至於登州鎮內部還有沒有其他的穿越者存在，這一點就實在是沒法打探清楚了。

而登州鎮的勢力範圍，目前已經覆蓋了山東半島的尖端，幾乎整個寧海州都被陳新給經營成了私人王國，在登州和青州則散佈著不少零星飛地。在登州鎮勢力最強的文登縣和威海一帶，當地百姓都只知道自己屬於登州鎮的某屯堡，而不再理會什麼州縣衙門了……雖然登州軍的常備編制即使算上雜牌也應該不超過一萬人，但被登州鎮完全控制的人口，估計已經達到了十五萬以上，並且還在以滾雪球的速度繼續膨脹。

從裝備和戰術上來看，登州軍雖然遠遠勝過了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明軍，但使用的長槍、火槍和火炮等兵器，還有使用這些兵器的方式，依然沒有超越歐洲三十年戰爭時代西班牙大方陣的水準。看起來跟黃石在遼東長生島訓練的那支‘救火營’相差無幾，不過火炮的數量似乎更加充足一些。在我看來，登州鎮這個勢力真正的強悍之處，還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