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慕尼黑租一個房間，獨自在這個大城市裡上學。這所學校是所傳統的男校，但她成功地讓學校收下了她。她比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晚了15年，她在那裡完成了中學畢業考試。

50年代初，她在慕尼黑大學學習國民經濟。大學畢業後，她先後前往英國、法國，經過語言學習後拿到翻譯學位。施特勞斯享受著作為這個家庭一員的樂趣。當然，他一直還是黨主席和德國聯邦議院的議員，但他開始感到無聊。他組織了腳踏車賽，因為他需要競爭的感覺，還為自己買了第一輛賽車並在國內環遊。他學習飛行並取得了飛行執照。為了使自己進入最佳狀態，他還“悄悄地”在因斯布魯克大學報名參加了幾個經濟學的課程，並且立即一鳴驚人：1964年1月，他以一個經濟政策的演講重新贏得了聲望。他還為他的形象而忙碌，他對基社盟裡的支持者解釋說：“我既不是一個聖人，也不是一個魔鬼，只是一個自我矛盾的人。”然而，他說這話的時候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得不總是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受迫害者。他不斷訴諸法律，主要是針對奧格施泰恩。在這些鬥爭中，《明鏡》週刊也毫不退縮：施特勞斯在曼哈頓的狂飲之旅、施特勞斯作為瓦爾多夫奧斯特利亞高階妓女們的客人、施特勞斯和“曲線明星”珍妮·曼斯菲爾德共度良宵，亦或還有瑪麗蓮·夢露？ 瑪麗安娜·施特勞斯不可能總是笑對這些故事。她說，有敵視和攻擊、甚至匿名電話和恐嚇信。有時，鄰居不讓自己的孩子和施特勞斯家的孩子玩耍。年邁的阿登納十分清楚這些“蹩腳的”、“被虛構出來”的指控的缺陷，並且預言：“他作為男人的名譽絕對不會受到損害。”就施特勞斯而言，他從來不會被尖銳的答辯難倒，他把《明鏡》週刊稱為“一種漸漸開始實行恐怖主義控制的不可監督的暴力”。在終審法院1965年7月的判決中，奧格施泰恩被判“不可再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在他任部長期間收受錢財，負有腐敗責任’的部長”。但法院同時判決：“毫無疑問，他（施特勞斯）帶有腐敗的氣息。”1966年秋，包括施特勞斯在內的一批人陰謀反對總理路德維希 · 艾哈德。最終，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結成了以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為新總理的大聯合政府。他把施特勞斯重新拉進了遊戲圈裡。12月1日，施特勞斯作為財政部長宣誓就職。“我們不得不吞下這隻癩蛤蟆。”海爾穆特·施密特似乎這麼說過。施特勞斯就這樣又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這才是他作為政治家黃金時代的開始。這一次，他顯得權威內行、穩健沉著而且輕鬆愉快。連他同經濟部長卡爾·席勒的爭吵也顯得像遊戲似的，並不是那麼緊張。新聞界開始喜歡起這兩個人了。在國家實現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8％。但當時正處於“院外反對派”的時代，大學生們開始起來反抗“千年的腐朽”。勃蘭特把這種覺醒的氣氛看作一次社會的契機，瑪麗安娜則把它看作是一個巨大的危險，施特勞斯則認為這是一種放肆、厚顏無恥。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6）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筲瑪麗安娜·茨維克納格爾（26歲）在婚前一年。結束大學國民經濟課程的學習後，她曾經短期在家鄉父母開的皇帝啤酒廠負責一些部門的工作。恥的行為。反對越戰的抗議者對他來說是“骯髒的、公開性交的越共支持者”。他準備了一整套罵人的話，需要的時候就裝作無意地說出來：“我們願意被批評，但不是被那些骯髒的人。”瑪麗安娜1966年沒有再跟隨他去波恩。她和孩子們留在了洛特。施特勞斯在波恩政府區邊上的略文伯格大街租了房子。瑪麗安娜似乎覺察到，有什麼事發生了。她的丈夫，那個幸福地微笑著的部長，陷入了愛河。他認識了“烏莉”。她並不放肆、叛逆，而是一個來自“最優秀的家庭”的姑娘，並且比他小35歲。顯然，他的的確確真正地陷入了熱戀，他和烏莉一同度過空閒的每一分鐘，他幫她做作業，在她透過中學畢業考試後送了她一輛二手的大眾車。他的私人助手和親信馬塞爾·赫普把所有這些細節都記在了他的日記裡。

施特勞斯是一個“自我矛盾”的人：他非常愛他的三個孩子，他和妻子瑪麗安娜深深地結合在一起。他是一個天主教黨派的主席，終生信奉“基督教道德法則”。然而，為了和烏莉生活在一起，他看起來卻準備好了去面對醜聞，並且放棄一切。“那就意味著他的政治死亡，從此他就不可能東山再起。”35年後，他的政治同道弗里德里希·齊默爾曼說，他自己也有關於基社盟對頂尖政治家離婚是作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