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結得不錯”，不久，施特勞斯給他的一個政治同道寫信說：“不是特別好，但是還不錯。”茨維克納格爾家非常富有。這種富有給施特勞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是它的風格，一種被巴洛克式的華美所包圍著的生活：住的是修道院附近的一所庭院，從這個原來修道院院長住的庭院裡，可以直達這所有著百年曆史的修道院廊臺上的唱詩班，還有自古以來就繼承下來的村裡人對茨維克納格爾家族的尊敬，一個家族從多少代以來自然而然地在教育、金錢和權利上所享有的完全無可爭辯的自我保障。對於施特勞斯部長來說，和瑪麗安娜·茨維克納格爾結婚意味著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一直想擺脫他的出身和他成長的環境。因此在拉丁語課上就像比賽騎腳踏車一樣，他從小就總得第一。他必須是最好的，這是他改變命運的工具——他屬於這種型別的成功者。他渴望得到認可，渴望被讚賞。在他的童年，慕尼黑的舍林大街是工人和手工業者等小人物們的地盤。父親在1904年開了一家肉鋪獨自謀生，母親曾是女傭人。

1907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瑪莉亞降生，然後1915年是兒子弗朗茨·約瑟夫。“在所有的年月裡，我的父母沒有休過一天假。”他後來說。肉鋪開在臨街的一邊，自家住在後院。廚房狹小，廁所在樓梯的拐角，父母和兒子共處一室，一個小房間留給了瑪莉亞。在工人和手工業者中間，生活著藝術家和一些後來的“大人物”。斜對面，在舍林沙龍里，年輕的貝爾特·布萊希特在這裡打過檯球，托馬斯·曼經常出入“老士瓦本”咖啡館。再往前，在奧斯卡·瑪利亞·格拉夫經常光顧的“奧斯特里亞”小飯店裡，人們很舒服地坐著品嚐便宜的義大利菜。父親施特勞斯對所有這些人的評價都不高。而他覺得那些進出正對面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工作室的人更差勁：那些最早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希姆萊經常到施特勞斯這裡買一些小香腸和新鮮的煎肉餅。希特勒當然不會來，因為他吃素。有時，這些人會派他們年輕的女實驗員愛娃·布勞恩過來。父親施特勞斯對政治目光敏銳：如果可能，這些人不僅將埋葬天主教信仰，而且還要策動一場新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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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3）

某一天，肉鋪老闆的兒子弗朗茨·約瑟夫作為輔助牧師做彌撒的人，開始一同嘟囔拉丁語的經文，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個牧師認為，弗朗茨·約瑟夫可以進馬克西米利安高中。這是一所著名的精英學校，他後來成了最優生並且保持到高中畢業。

1935年4月，他作為全巴伐利亞同年級最優秀的學生完成了畢業考試，得到了一張通向中產階級世界的免費車票。他羞於把他的同學帶回家，那些人都是高貴人家的子弟。他從來沒有過可以信賴的朋友，只有夥伴、同學、體育運動的同伴。從13歲起，他就騎著一輛梅塞德斯牌的賽車到處跑。大鐘山的道路非常陡，他也從不下車，直到渾身痠疼。1934年，他獲得南德腳踏車公路賽冠軍。他參加的俱樂部是RC…阿莫爾，在那兒，有些老同仁還能記起他，“那個弗朗茨·約瑟夫，他是個衝刺者。”漢斯·克里斯托弗充滿敬佩地說。腳踏車騎手施特勞斯還透過了教師資格考試，而且考出了自1919年以後就再也沒人達到的的高分。毫無疑問，他的博士論文也應該是輝煌的，但有關這方面的記載卻在1943年遭到轟炸的一個夜晚同他家的房子一道化為灰燼了。

戰爭中他在俄羅斯。因為腳部凍傷，戰爭快結束時，他被調到巴伐利亞舍恩地區的一個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軍營。施特勞斯上尉此外還負責身份證件。1945年初，在和他的上司商定後，他在美國人打來的前幾天就給幾百名驚恐的年輕士兵發放了遣散證，直接把他們送回了家，以避免無謂的“決戰”。這事是有憑有據的，被證明的事還有，他曾救過一個年輕人馬丁·維斯特邁爾的性命：一個黨衛軍指揮官要把他作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勞斯在最後一刻鼓起勇氣成功地進行了干涉。一個德裔美軍間諜埃爾內斯特·F·豪瑟為他寫了一封也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薦信，稱“他英語說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進入政治生活的入場券（他後來用一封令人難以置信的推薦信對豪瑟進行了回報）。官官相護，這是他的一條基本經驗，所有的關鍵在於，認識有著合適的“朋友”的合適的人。人們是從副區長的職位開始認識他的，並且他也是舍恩地區基督教社會同盟的創始人之一。後來他成為正區長，還是巴伐利亞文化部的參議。作為最年輕的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