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不再是香港民主發展問題，而是中英兩國要不要合作，甚至是要不要遵守聯合宣告的問題。這實際上為中國政府反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奠定了政治基調。當彭定康試圖挑起香港與中央的矛盾的時候，中央則把矛盾轉化為中英矛盾，在這種矛盾中，香港市民是否與中央站在一個立場上就成為衡量“愛國者”概念的試金石。

將彭定康政改方案問題導向中英外交，不僅是出於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且包含了更為深遠的政治哲學思考，即主權國家要不要信守國際諾言？在這個問題上，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與中國政治哲學存在根本的分歧。現代西方政治自由主義建立在馬基雅維裡主義或利維坦主義的基礎上，政治不受道德的約束，政治就是野心的驅動，只有野心才能制約野心。這種政治理論導致國際政治中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依賴於強權或力量均衡。然而，現代中國政治依然繼承了古典政治哲學傳統，即強調政治建立在道義和信義基礎上的王道政治，而反對基於赤裸裸暴力的霸道政治或霸權主義。因此，面對彭定康丟擲的政改方案，鄧小平明確指示：對英方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絕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要不要，如果英方一意孤行，我們就另起爐灶。

也許人們想象不出，鄧小平在痛斥英國“背信棄義”時，包含了怎樣的道德憤怒。當年李鴻章在日本含辱簽訂《馬關條約》時也曾表達過類似的道德憤怒。這實際上是中華文明對現代西方文明的道德譴責。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世界中，這樣的道德譴責似乎顯得有點迂腐，可它展示了一個古老文明對人類的道德前景和政治的道德基礎的深切關懷，展現了一個文明應該具備的道德尊嚴和道義力量，展現了中華文明的高貴品質。當然，鄧小平在譴責英國“背信棄義”時，他和李鴻章一樣清醒地認識到政治信義需要政治實力保障。鄧小平之所以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們不能再做李鴻章，是因為新中國具備了捍衛民族尊嚴的能力，但他很清楚，英國人之所以敢背信棄義是因為中國在國際格局中依然是一個弱國，而這就是現代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命運。正是在對這種命運思考中，鄧小平領悟到時機的重要性，即中國必須抓住百年來難得的國際機遇，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道理是近代中國人在內憂外患的政治處鏡中領悟的。正是在對天命和機遇的思考和把握中，鄧小平定下“韜光養晦”的國策。而就在彭定康發表政改方案前夕，鄧小平仍然強調：“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鄧小平年譜》，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正是按照小平的思路，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首要問題就成為要不要遵守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政制發展達成的協議，即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涉及“九七”之前港英立法局直選議席與“九七”後特區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銜接問題，兩國外長透過信函協商達成共識（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秘密談判的內容是不宜公開的，而中國作為禮儀之邦，一直從合作的立場，希望保住英國的外交體面，免得在國際社會出醜。然而，彭定康根本不承認中英兩國的協議，並要求公開兩國關於政制發展的往來信函。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得不公開這些外交信函。然而，英國駐華大使、英國外交部和港府卻一致認為，中英雙方並沒有就一九九五年立法會選舉達成任何協議。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之後英國追隨美國拒絕與中國政府直接會談，雙方只能採取信函的方式進行談判。英國人竟然採取了這種可恥的律師式的狡辯，以沒有條約文字為由拒絕承認兩國達成的共識。儘管如此，公開的信函中雙方磋商和討價還價的過程清楚地展示出來，而一九九五年立法會“直通車”為特區政府第一屆立法會也是在這些信函中確定的。現在，既然英國政府否定了這些信函的約束力，就意味著“直通車”的安排失去了法律效力，“另起爐灶”就成了中國政府唯一的選擇。

中英兩國外長七份信函的公佈引發了香港社會乃至國際輿論的爭論，一場批評彭定康政改方案“三違反”（即違反中英聯合宣告、基本法和中英兩國外長達成的協議）的輿論戰就此展開。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間，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場。支援北京立場的被稱之為“親中派”，支援彭定康的被稱之為“親英派”，香港社會就此進一步分化。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言，“精英之間，精英與市民之間及市民之間，相互摩擦的狀況正日顯嚴重；持中間立場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