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之後保持不變。為此，就要將立法會從港督的諮詢機構變為代議機構。一九八五年六月立法局透過了《立法局（權力與特權）條例》，賦予了立法局一些絕對的權力，與此同時推動立法局的選舉，進行政權移交。

港府的代議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極大地刺激了香港人的政治熱情，各種論證團體紛紛成立。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中的“社會派”成為八十年代民主化運動的中間力量。如果說一九八五年的功能選舉選民是七萬人，但只吸引到兩萬五千人投票，那麼到了三年之後，立法局選舉就不再是功能議席的數量，而變成直接選舉問題。中英談判時期香港人在主權歸屬上發生了“還政於中”與“還政於民”爭議，現在面對一九八八年直選問題，很快演變為“民主迴歸派”與“民主拒共派”的分歧。這種分歧直接導致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關於特區政體的設計（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

英國政府必須趕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動香港代議制改革才能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利用“銜接”問題影響基本法的制定。然而，“銜接”問題是一柄雙刃劍，英國政府可以利用它來制約中國政府關於基本法的制定，可中國政府也可用它制約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其時，蘇聯在新思維下進行民主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加速，中美之間處於政治蜜月期。在這種背景下，中英之間要堅持相互合作和平穩過渡。港英政府也因此否決了原定一九八八年開始立法局直選的計劃，提出在合作前提下於一九九一年開始直選議員，而且直選議員的數目與基本法的規定實現了“銜接”。然而，一九八九年東歐事變以及緊接著出現的蘇聯解體，整個冷戰似乎以西方世界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個背景下，英美改變了對華戰略，中國似乎成了西方世界實現和平演變戰略的最後目標，而香港就成為首當其衝的主戰場。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就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前二十天，英國上議院摩斯會議廳舉辦了一場題為“香港之未來”的研討會。與會發言者包括英國議會和外交部中負責香港問題的官員以及學者和專家。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侯威爾在題為“英國與香港：外交政策目標”的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後整個世界的情勢發生了根本改變，因此英國統治下香港的局勢也應隨之發生變化：

我認為我們需要將一九八四年所有的措辭加以修正。我並不是指要改變基本法中的細節，改變它的文字，我是指改變語氣，改變有關一九九七年所將發生的一些事情的措詞。……香港覺得自己是一個國家。一個與周圍其他地區的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關係的國家。然而，它有自己的見識和聲音，有權利表達它的見識和聲音，有權利不讓自己的命運任人擺佈。彭定康抵達香港履新時，不僅須認清與讚許一切審慎的民主運動，而且要帶頭推動這些衝勁。我的意思是什麼呢？我是指他必須逐漸讓香港民眾參與香港的治理工作。我是指他必須以明智而不具挑釁性的方式重新討論香港立法局選舉的民主時間表。我認為，由於世界情勢的進展，這些情勢將有進行的必要。（《香港之未來：倫敦研討會實錄》，臺北，一九九二年，12頁）

這段演講再清晰不過地預示著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國際政治格局和世界歷史上的特殊意義。如果說整個八十年代，由於中美戰略伙伴關係使得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處於主動態勢，那麼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英國在美國的支援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墨齋小說：。。〗採取主動攻勢，把香港理解為“國家”，透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就是彭定康推行激進政改方案的政治實質。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英國政府一改委任殖民地官員或外交部官員出任港督的傳統，委任在英國下議院選舉中失敗的保守黨黨魁彭定康擔任最後的總督，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彭定康拋開港督的傳統政治風格，以一個選民政治家的形象出現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因為此時，香港已不僅是英國的殖民地，更主要的是英美選作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較量的試驗場，成為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試驗場。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彭定康把動員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援看做是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道理很簡單，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援度越高，他與中國進行政治賭博的籌碼就越大，其結果造成香港內部的社會分化越大，香港與內地離心程度也就越大。英國人撤走之後，自然在中國內部播下了分裂的種子。而在英國政府看來，只有彭定康這種老練的民選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