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週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悽清與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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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轟炸

然而來了大轟炸。

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四年。最初一兩年，英美蘇的飛機也曾飛臨柏林上空，投擲炸彈。但那時技術水平還相當低，炸彈只能炸壞高層樓房的最上一二層，下面炸不透。因此每一座高樓都有的地下室就成了全樓的防空洞，固若金湯，人們呆在裡面，不必擔憂。即使上面中了彈，地下室也只是搖晃一下而已。德國法西斯頭子都是說謊專家、牛皮大王，這一件事他們也不放過。他們在廣播裡報紙上，嘲弄又加吹噓，說盟軍的飛機是紙糊的，炸彈是木製的，德國的空防系統則是銅牆鐵壁。政治上比較天真的德國人民，譁然和唱，全國一片歡騰。

然而曾幾何時，盟軍的轟炸能力陡然增強。飛來的次數越來越多，每一次飛機的數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來，夜裡也能來。炸彈穿透力量日益提高，由穿透一兩層提高到穿透七八層，最後十幾層樓也抵擋不住。炸彈由樓頂穿透到地下室，然後爆炸，此時的地下室就再無安全可言了。我離開柏林不久，英國飛機白天從西向東飛，美國飛機晚上從東向西飛，在柏林“鋪起了地毯”。所謂“鋪地毯”是此時新興的一個名詞，意思是，飛機排成了行列，每隔若干米丟一顆炸彈，前後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客廳裡鋪地毯一樣。到了此時，法西斯頭子王顧左右而言他，以前的牛皮彷彿根本沒有吹過，而老實的德國人民也奉陪健忘，再也不提什麼紙糊木製了。

哥廷根是個小城，最初盟國飛機沒有光臨。到了後來，大城市已經炸遍，有的是接二連三地炸，小城市於是也蒙垂青。哥廷根總共被炸過兩次，都是極小規模的，鋪地毯的光榮沒有享受到。這裡的人民普遍大意，全城沒有修築一個像樣的防空洞。一有警報，就往地下室裡鑽。燈光管制還是相當嚴的。每天晚上，在全城一片黑暗中，不時有“Licht　aus！”（滅燈！）的呼聲喊起，迴盪在夜空中，還頗有點詩意哩。有一夜，英國飛機光臨了，我根本無動於衷，擁被高臥。後來聽到炸彈聲就在不遠處，樓頂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連忙狼狽下樓，鑽入地下室裡。心裡自己唸叨著：以後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進城，聽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掃碎玻璃的嘩啦嘩啦聲。原來是英國飛機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們投下的是氣爆彈，目的不在傷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們只在東西城門處各投一顆這樣的炸彈，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氣流摧毀了。

萬沒有想到，我在此時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嘩啦聲中，沿街前進，走到兵營操場附近，從遠處看到一個老頭，彎腰屈背，仔細看什麼。他手裡沒有拿著笤帚之類的東西，不像是掃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認清，原來是德國飛機制造之父、蜚聲世界的流體力學權威普蘭特爾（Prandtl）教授。我趕忙喊一聲：“早安，教授先生！”他抬頭看到我，也說了聲：“早安！”他告訴我，他正在看操場周圍的一段短牆，看炸彈爆炸引起的氣流是怎樣摧毀這一段短牆的。他嘴裡自言自語：“這真是難得的機會！我的流體力學試驗室裡是無論如何也裝配不起來的。”我陡然一驚，立刻又肅然起敬。面對這樣一位抵死忠於科學研究的老教授，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無獨有偶。我聽說，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裡，盟軍大批飛機飛臨城市上空，來“鋪地毯”。正在轟炸高峰時，全城到處起火。人們都紛紛從樓上往樓下地下室或防空洞裡逃竄，急急如漏網之魚。然而獨有一個老頭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從樓下往樓頂上跑，也是健步如飛，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學教授。他認為，這是極其難得的做實驗的機會，在實驗室裡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樣的現場：全城震聲沖天，地動山搖。頭上飛機仍在盤旋，隨時可能有炸彈掉在他的頭上。然而他全然不顧，寧願為科學而捨命。對於這樣的學者，我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大轟炸就這樣在全國展開。德國人民怎樣反應呢？法西斯頭子又怎樣辦呢？每次大轟炸之後，德國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裡蹲上半夜，飢寒交迫，擔驚受怕，情緒當然不會高。他們天性不會說怪話，至於有否腹誹，我不敢說。此時，法西斯頭子立即宣佈，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別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還有一點別的什麼。外國人不在此例。不瞭解當時德國情況的人，無法想象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