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黴。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佔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佔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佔巴黎以後，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招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蘋可斯　（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遊，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訊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剛三歲，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後來讀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看到戰火蔓延之廣，雙方搏鬥之激烈，傷亡人數之多，財產損失之重，我總想象，這樣大的大事開始時一定是驚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達十八層地獄，無不震動，無不驚恐，才合乎情理。現在，我竟有幸親身經歷了規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傷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戲，開端竟是這樣平淡無奇。事後追思，真頗有點失望不過癮的感覺了。

然而怪事還在後面。

戰爭既已打響，不管人們多麼淡漠，總希望聽到進一步的訊息：是前進了呢？是後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訊息都沒有。23日沒有，24日沒有，25日沒有，26日沒有，27日仍然沒有。到了28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東戰線的訊息，一點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軍不十分得手。”隱含幸災樂禍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個禮拜之後，到了又一個禮拜日29日，廣播卻突如其來地活潑，一個早晨就播送了八個“特別廣播”：德軍已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個“特別廣播”報告一個重大勝利。一直表現淡漠的德國人，震動起來了，他們如瘋似的，山呼“萬歲”。而我則氣得內心暴跳如雷，一聽特別廣播，神經就極度緊張，渾身發抖，沒有辦法，就用雙手堵住耳朵，心裡數著一，二，三，四等等，數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廣播恐已結束；然而一鬆手，廣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時我心中熱血沸騰，直衝腦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30日的日記裡寫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會進瘋人院。”

我的失眠症從此進入嚴重的階段了。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1）

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唸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　Lü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ā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徵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佈：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