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監獄”，我的腦海裡便浮現出那高高的圍牆、密佈的電網、森嚴的警衛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慄；說到“罪犯”，我的腦海裡便浮現出那作惡多端、青面獠牙、行屍走肉的形象，令人憎惡不齒。

現在讓我到那裡去給他們講課，該講什麼呢？不要說別的了，演講的稱呼就很難：“同志們”，他們不是同志；“朋友們”，也不大合適；“同學們”，一個教師教的都是這樣的一些學生，是教師最大的恥辱；“老鄉們”，誰也不到那裡面認老鄉。我問曲嘯同志：“曲兄，你蒙冤受屈，在那邊待了十幾年，現在也常給他們作報告，你都怎麼稱呼他們？”他說：“我稱——觸犯了刑律的朋友們”，這又有些囉嗦！挖空心思、絞盡腦汁，我終於想起了一個比較合適的稱呼——“同胞們”！

學院領導對這場演講特別重視。派宣傳部長陪同我去監獄體驗了一天的生活，作了調查。回來後，我又做了一個星期的準備，形成了一個《炎黃兒女要為祖國母親爭氣》的講題。

1984年8月7日，我冒著攝氏35度以上的酷暑，登上了江蘇省第四監獄的講臺。那是一個很大的禮堂，樓上樓下，滿滿當當坐滿了人，還設了四個分會場。“小號”裡的7名犯人也分別拉了電線，安上小喇叭收聽，據說全監犯人都聽了，沒有一個“漏網”的。

站在臺上，望著下面一個個穿著囚服、光著腦袋的罪犯，想著這每個人都有一本罪惡的歷史，我憎惡他們；看到他們中大多數都是青年，許多人從眼睛這個心靈的視窗中透露出無知和迷惘，我又憐憫他們。我講道理、擺事實、講故事，也說、也勸、也罵，連續講了3個多小時。

例如，我講了許多百年來我們民族經受的巨大苦難，帝國主義列強的惡魔們是怎樣在我們的土地上為非作歹、殘害我們的同胞的。激發起這些人的民族義憤。這些犯人畢竟也是中國人，我看到許多人眼睛裡飽含著淚水、情不自禁地握起拳頭。於是因勢利導，話鋒急轉：

同胞們，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已經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了。當你在電視裡看到我們的代表在聯合國大廈的講壇上贏得了熱烈掌聲的時候，當你看到我國領導人出訪外國威嚴地檢閱外國儀仗隊場面的時候，當你看到我們一本本科技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社發行的時候，當你看到一艘艘遠洋貨輪滿載友情遠航歸來的時候，當你看到一個外國人向我們伸出大拇指的時候，當你看到我們的許海峰在奧運會上拿到第一塊金牌，站上最高一層領獎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聲中、望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時候，同胞們，儘管你坐了監牢，你是否覺得自己是一箇中國人而感到自豪呢？現在，哪一個外國人還膽敢在中國的土地上掛上“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哪一個外國人還膽敢罵我們是“東亞病夫”？

魂兮歸來（2）

現在，這些外國人不敢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行霸道了，而你們——卻要危害我們的社會，搶劫自己的父老、姦淫自己的姐妹，你們知道嗎，連兔子都是不吃窩邊草的！

沒有熱烈的鼓掌，大片的腦袋低垂下去埋在了胸前。

經過了一段沉寂我“命令”他們一律把頭抬起來：“在你們低頭認罪之後，就應該把頭重新抬起來。不抬起頭來，怎麼能看到前途的光明？不抬起頭來，怎麼能走上新岸？”

又例如，我為他們講了許多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如何為祖國獻身、為“四化”效力的事蹟。其中我有意地突出了兩位身殘志堅的朋友：一位是我認識的天津重光五金廠工人鄭榮臣，他雙目失明，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以優異的成績讀完了電視大學，並且寫出了20多萬字的小說《琵琶情》；另一位就是當時青年們學習的榜樣、我的朋友、在輪椅上實現著自己人生價值的張海迪。在他們深受感動的時候，我又因勢利導：“同胞們，你們看到了嗎，在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裡，連盲人都能夠看到光明，連腿腳殘疾者都在走著正路啊！”

臺下騷動起來，又有很多人低下了頭，我讓他們自己去想想吧：一個五大三粗的棒小夥子，你為社會做了些什麼？

就這樣，我批評一陣又鼓勵一陣，講一段故事再講一個道理，3個多小時的演講結束時，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一直到我離開禮堂很遠，掌聲才停息下來。

後來，4名犯人聯名寫來的一封信說：“老師，您的演講結束了，但我們多麼希望您再講一會，哪怕10分鐘。老師，您走下講臺，您走了，看著您的背影，我們用力地鼓著掌，汗水溼透了衣服，我們不知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