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在上海大學教過一個學期的寫作課程，我和他共事過。”鄭仲夏回憶道，“他似乎有意躲著政治，只想做一個單純的文人。”

“恐怕未必，他回國三年，創辦書局，拍攝影戲，著書立說，名聲越來越響，影響越來越大，前些日子在北平又提出新的主張，這都不是單純文人會做的事情。”蔡合森猜測道。

“我讀過這位先生的主張，‘第三條路’，這是想走中立路線嘛。”湖南口音的男人思索道。“可在如今的中國，他的那條路走不通。我們要堅持自己的道路。”

對於林子軒的討論到此結束，他們談論起其他事情來。

從1924年開始。上海大學開設了平民義務夜校，還到滬西的紗廠開辦補習學校。

深入工廠內部，在紗廠工人中傳播自己的思想，為舉行罷工創造條件。

罷工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空喊幾句口號就行了，需要充分的準備，倉促行事只會失敗。

上海紡織行業的女工最多，受到盤剝最嚴重，比較容易說服。但上萬名女工如何保證一條心，這就需要出色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

罷工是一場博弈的過程。

一旦罷工，女工沒有收入，家裡還需要錢來生活，不可能持久，一個星期還能堅持，一個月恐怕就堅持不下去了。

如何解決女工的後顧之憂，安撫女工的情緒，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一般的手段是組織互助會。女工之間互相幫扶，共渡難關。

也會募捐一筆救助基金，對於特別困難的女工進行救助，如此才能安定人心。否則人心不齊，是罷工失敗的最大原因。

這是針對內部的策略。

在外部，要爭取媒體的大力宣傳。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援，給工廠主施加壓力。

還要防備工廠主和租界當局的反撲和鎮壓。

一場成功的罷工需要前期細緻的調查。充分的準備，完善的談判策略和犧牲的決心。

向警宇和蔡合森兩人在法國留學期間就有過這種經驗。法國人有罷工的傳統。

會議結束，各自離開。

向警宇夫婦和那位湖南口音的男子一起回到公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裡318號，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建築。

他們是鄰居，對外聲稱是一家人。

與此同時，泰戈爾和徐至摩返回了上海。

在此之前，泰戈爾還到山西和山西軍閥閻錫單談論了一番哲學的話題。

相對於泰戈爾來到上海時的轟動，他的離開顯得黯淡很多，總的來說，這不是一次成功的訪問，他無意之中參與進了中國思想界的紛爭。

在林子軒離開北平後，泰戈爾在北平的演講並不順利，受到不少青年學生的阻撓。

為此，徐至摩極為氣憤，不願意翻譯那些青年人的言論。

胡拾則站了出來，仗義執言，斥責青年人無禮的行為，接替徐至摩為泰戈爾繼續翻譯。

他雖然不贊同泰戈爾的觀點，但卻不會像那樣青年一樣起鬨趕人，至少要盡到地主之誼。

或許周作仁的看法較為冷靜。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報》副刊發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宣告自己對於泰戈爾的訪華及講演“在反對與歡迎兩方面都不加入”。

因為他覺得地主之誼的歡迎是應該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來發售玄學便不正當，至於那些擁護科學的人群起反對，雖然其志可嘉，卻也有點神經過敏了。

圍繞著泰戈爾訪華的是是非非，終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0日，泰戈爾離開上海，轉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爾前往日本，把這位印度詩人送到香港，當徐至摩詢問泰戈爾有沒有落下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把心落在中國了。”泰戈爾如此說道。

然而，陳獨繡並沒有因為泰戈爾的離開而放棄攻擊，他開始秋後算賬。

6月1日，他用筆名發表《送泰戈爾——並慰失意的諸位招待先生》一文，將胡拾和林子軒與張軍勱、徐至摩等人相提並論。

他把在中國招待泰戈爾的學者罵了一通，尤其是胡拾，他認為胡拾的立場不堅定。

這或許就是兩位新文學啟蒙者決裂的開始。

林子軒對陳獨繡把自己捎帶上批判一番沒什麼想法，連反擊的念頭都沒有，因為沒有必要，泰戈爾都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