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國內長途販運了，可以開館吸食了：清代的鴉片禁令已經全部廢除了，清王朝的禁菸政策徹底破產了。從此以後，鴉片這個被久困在並不嚴密的籠子中的怪獸，打破了並不牢靠的緊箍咒，張開了血盆大口、鋒牙利爪，吞食著一切。尤其是煙館禁令的放寬，使城市中煙館星羅棋佈，形成了一幅奇醜的風景線。煙館遍地，為吸食者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方便的場所；即使窮困的社會下層人士，購買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煙館，花上幾文、幾十文銅錢，就可以滿足毒癮。因此，菸禁一開，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鴉片銷量大增，白銀外流更巨，其社會危害也空前增加。這時，清廷中的“有識之士”又想起了許乃濟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圖放開國產鴉片之禁，大力發展土煙，逐步排擠、驅逐洋菸了。

國產鴉片——土藥的崛起（1）

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後，洋藥暢行全國，掠取了大量白銀。這時的清朝廷禁菸政策已破產，已無法奢談禁菸，便想方設法防止白銀外流，提倡弛禁鴉片種植，以土抵洋的觀點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時而興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報》登載了《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廣泛種植、生產鴉片，課取重稅，以增加國庫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張。指出：“鴉片煙土為禍甚烈，然果能盡弛其禁，其有益於國也亦甚多”。其一，“中國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縱民耕種，令其足供民間吸食，國家可以歲收稅銀，每年可減二千數百萬出口之銀，不歸於印度而盡存於中國，為計豈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稅，使其價日昂，不但貧民無計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將吝惜而不能暢所欲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國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只是一廂情願的紙上空談，因為弛禁後的百餘年，中國鴉片之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鴉片卻是當時的主要呼聲。一向以禁菸著稱的林則徐，此時也贊同允許內地種植、生產鴉片。他所反對的只是吸食洋菸而不喜歡土煙。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則徐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菸而不嗜土煙。”（楊國楨：《林則徐傳》第433頁）

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請弛禁，以抵制洋菸的湧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菸，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菸”，而禁止內地各省種煙，勢必使洋菸四處販賣，掠取厚利。因此，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而加重洋藥之稅厘，使外洋菸土既無厚利，自不進口”，這樣“不但奪洋商利權，並可增加稅項”。如果外洋菸土不來，再嚴禁鴉片，也容易辦到了。李鴻章官高權重，所提出的主張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實可行，因此影響很大，以至於弛禁的主張左右了政局，弛禁終於被清廷允許了。

罌粟雖然原產於阿拉伯，但傳入中國時間很久，中國內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規模地種植。至此，在弛禁的呼聲和官員的默許、鼓勵下，罌粟的種植迅速發展，全國各行省在都種植罌粟，清廷對土煙收稅，但較洋菸稅率為低，從而鼓勵了土煙生產，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規定洋菸每百斤收稅銀86兩，而對土藥徵收60兩。

同種植糧食等農作物相比，種植罌粟、生產鴉片的比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驅動，貧窮無靠的農民紛紛改種大煙。一時之間，全國各地，無論是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還是長城內外，漠北滇南，罌粟花到處開放，搖曳生姿。據記載，“自鹹、同以後，菸禁已寬，各省種植罌粟者，連纖接畛，農家習以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聽之。”土煙生產的數量1866年約為5萬箱，1870年已達到7萬箱，已超過了進口洋菸的數量。至19世紀80年代，國產煙土的總量已是進口煙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紀初，中國自己生產的鴉片又有很大發展。

當時，國產煙土以雲貴川等地區較為著名，雲南緊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產、加工製造技術，自然、氣候環境又相似，因此煙土口味、質量也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燾指出：“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興矣，輾轉傳至四川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貴州，由是而至陝西、山西。”其實，在咸豐、同治年間以後，印度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技術，已經隨洋菸傳到了清朝的18個行省，全國各地區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雲貴川等西南地區。雲南省鴉片種植有較長的歷史，據傳早在明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