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透過高稅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鴉片的銷售。

關稅厘金，其實是一種過境稅。咸豐三年（1853），清軍鎮壓太平天國而設立的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大臣雷以，為了蒐集軍費，創辦了厘金制，強徵貨物過境稅，並在揚州之仙女廟、宜陵、張網溝等地試行，收稅率為貨物總值的百分之一，故稱厘金。次年，厘金稅推廣到全國各地，成了國內貨物中轉稅。當時，全國共有厘金局六百餘所，分局、分卡則多如牛毛，難以計數。厘金局、分局、分卡，構成了一張稅收網，對往來各地的貨物重複徵稅，因而成了清朝稅收中的大宗，逐漸超過了正稅的收入。

鴉片變成了洋藥後，即有地方大員開始徵收鴉片的厘金稅。咸豐六年（1856），兩江總督何桂清首先開徵鴉片稅。規定每箱鴉片徵稅24兩，其中20兩歸軍需，4兩為辦公經費。次年，閩浙總督王懿德也開徵煙稅。咸豐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關設關抽釐，除對洋商每百斤鴉片徵收30兩外，還對華商徵收厘稅50兩。對此，英國駐上海領事密迪樂、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等一再反對。對英人的用心，清朝恭親王奕等人看得較清楚，他們奏報皇帝說：“臣等揣量其情，一則洋藥稅徵收過重，恐內地土藥暢行，洋藥貿易不暢；一則中國奸商勾結該領事，冀於新章開辦之時，藉端輕減。”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對洋藥徵稅過重，勢必增加洋藥的價格，影響鴉片對內地的行銷。這是清廷限制洋藥傾銷、防止白銀外流的最後一張牌，雖然洋人反對，清廷還是堅持下來了。因為內地徵稅，由清廷自主決定，是《通商章程善後條款》明文規定的，所以清廷對密迪樂、威妥瑪的要求進行了駁斥和否定，指出：“洋藥進口每百斤徵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徵華稅三十兩，厘稅二十兩，是徵之洋商者僅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徵之華商，與洋商無涉。”

即使這一點關稅主權，英國人也不會放過，經過中英雙方多次會商，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中英雙方又簽訂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對鴉片內地厘稅進行了規定：鴉片運入中國後，先封存於海關，由華商承買。每箱交納正稅30兩、厘金80兩後方可起運內地。此後，憑海關單和運貨憑單運銷內地，無須再完稅納捐。如果鴉片運入內地，拆包分銷，要交納稅捐，其稅額“均不得較土煙所納稅捐等項格外加增，亦不得別立稅課。”如果按價格徵收煙捐，那麼應該取洋菸、土煙價格的平均數計徵，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對洋鴉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剝奪了。清廷還會有什麼方法防止白銀外流呢？

對鴉片徵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個前提，即鴉片可以合法地銷售、吸食。這自然與清廷的禁菸令相矛盾。因此，在咸豐二年（1852），御史吳延溥等人即奏請弛鴉片之禁。對此，咸豐皇帝未予明確的答覆。但其後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開始徵收鴉片厘金，允許鴉片的流通。咸豐八年（1858），兩江總督何桂清鑑於朝廷默許徵鴉片稅的事實，大膽地提出了弛鴉片禁令的主張。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鴉片煙我雖有禁，彼（指外商）則仍然販運，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則內地匪徒不至於聚眾護送，釀成巨患，其利系在我，於夷酋夷商均無出入。”何桂清基於鴉片已無法禁止的事實，勸清廷徵稅，以滿足財政支出的需求，從鴉片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潤。對此，咸豐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對以前禁菸的法令應該認真清理一下了。咸豐九年（1859），清廷頒佈了《洋藥經售條例》，規定了新的鴉片政策：進口鴉片由經營洋貨的商人經銷，其他鋪店及住戶均不準寄存；洋藥貨鋪不得開設煙館；凡官員、兵丁、太監人等，均不得開館，興販和吸食，違者依舊例治罪；其餘人等概準買食，但不準開館、興販，違者照賭博例問罪。這個條例還對以往的禁菸條例作了徹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併刪除，統統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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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禁菸政策的破產（2）

這個條例，仍禁止官員、兵丁和太監參與鴉片的興販和吸食；違者仍依舊律從重治罪。禁止開設煙館，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貨商）興販，但對違者僅治以賭博罪，杖徒而已。即使這個規定，後來也一再放寬。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頒佈了《改定禁菸館條例》，規定私開煙館，照開場聚賭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煙館聚吸者，照違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寬開設煙館的條例，一般店鋪，經過申請，均可開設煙館，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販除外。

至此，外國鴉片可以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