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生意，學生也不到廠裡勞動了。

選擇與思考

孫犁的學歷，和時代的節拍非常吻合：五四運動那一年，他進入小學；在他升入中學的時候，則正趕上舉行北伐革命。這場大革命的風暴，有南方興起，以度卷之勢，掃蕩著半個中國，使他正在求學的這個北方城市也受著深深的震動。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它播下的種子卻在繼續發芽、成長。孫犁1926年入校，開始了四年的初中學習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類似文科），於兩年後畢業。在前後六年的學習生活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反映著革命迂迴進退的那些時代的激流和潛流，是如何改變著他的學習環境，影響著他的選擇和思考。

當革命暫時受挫時，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湧現在這個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孫犁剛入學時，年齡還小，因為想家，第二年從寒假起，還休學一年，於1928年寒假後復學；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像那時的許多青年一樣，開始了“朦朧的覺醒”①。時至晚年，在談到那一次休學時，還表示惋惜：“這一年，革命軍北伐，影響保定，學校有學潮，我均未見，是大損失。”不但如此，他還記下了這次革命對農村的影響：“父親寄家《三民主義》一冊，鹹與維新之意。”②可見，那次失敗了的革命，無論對孫犁還是對孫犁的家庭，都有著明顯的影響。

1928年孫犁回到學校，一個鮮明的印象是：禮堂內掛上了“總理遺囑”等標語。孫犁終於比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遠，漸漸地，他去閱讀馬列主義的哲學、經濟學著作和新興的文學作品了。那時，這類書很多，在大大小小的書店裡無所顧忌地陳列著，有的還擺在街頭出賣，價格也便宜。在一個時期裡，孫犁讀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費爾巴哈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經典著作，並用蠅頭小楷，在一本本練習簿上，寫滿了讀書筆記。此外，還讀了那時翻譯過來的蘇聯和日本學者所著的經濟學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於這些著作的引導，他進一步讀了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他覺得，“這些理論，使我接觸到比那些經典的哲學著作更為實際的革命的內容。我讀起來也覺得好懂些，更有興味。”①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文學概論》和當時文壇論戰的文章，如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一些人的論戰，後來的《文藝自由論辯》等。我們知道，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一些人的論戰，主要發生於1928年，那時孫犁剛剛復學，才十五歲。在時代浪潮的催動下，他（還有他的同代人）顯得早熟了。至於“文藝自由論辯”，則發生於1932至1983年間，是魯迅、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稱“自由人”）、蘇汶（自稱“第三種人”）的論戰，那時，孫犁已經升入高中。前後兩場論戰相距四、五年之久，孫犁從少年成長為青年，而他對這些論戰的關注（當時還有其它一些文藝論戰，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貫的。他曾經說過，在當時讀了那些論戰文章之後，他是站在左翼一邊的。

除去這些論戰文章，他還讀了中國和外國人寫的一些唯物史觀藝術論著。他讀得較早的有魯迅翻譯的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文藝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寫給別人的信裡提到這些書時，還認為“很有價值”②。此外，給他留下了較深印象的，是廚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偉大的十年間文學》。在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藝評論家和作家，後者是一位蘇聯文學史家，他的這本《偉大的十年間文學》，論述了十月革命前後至1927年間蘇聯文學發展的概況，初由沈端先（夏衍）譯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強書局出版。孫犁認為他的論述很明快，因此讀起來很有興趣。在那個時候，他能夠在北方一個顯得那樣衰頹的小城裡讀到它，說明這類革命書籍的傳播的確是很快的。

孫犁家裡雖然不算富裕，他還是儘量購買和閱讀這類書籍。那時，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別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廠。印刷廠的主持人，後來聽說前人家控告下獄。他翻版的書，數量很大，傳播到了北方的各個城鎮，甚至鄉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書籍。這個印刷廠在傳播革命的種子上，是有些功績的。”①

當然，在那一時期，也有一些掛羊頭、實狗肉的假馬克思主義的書，使青年人常常上當。有些雜誌，不只名字誘人，封面也用紅色，顯得非常革命，裡面也常引用馬列主義的字句，而實際是反馬列主義的。但這畢竟是螳臂擋車，無濟於事，青年人還是從比較中增長了鑑別力。至於孫犁，他在這方面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