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放過，只是系在腰上充樣子，這回卻幫了點兒忙——他們弄到了一些莜麥面。不過，很快他們就和村幹部們熟悉起來，親密得像一家人了。

孫犁在這裡住了三個月，過了兩個年——陽曆年和陰曆年。他至今記得他住過的那間西房：每天清早，陽光射在身旁的窗紙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溫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醫療條件不好：只有剪刀、鑷子和紅藥水；醫生和護士，也僅僅受過幾個月的訓練，談不上什麼醫術。每天，護士在飯鍋裡煮煮剪刀、鑷子，把化膿的水痘清理清理，在傷處擦上些紅藥水。這種療法的後果是，一個個銅錢大的傷疤，一直留到現在。

但是，除了這些傷疤，也留下了親切、美好的回憶。在四十年後的一個秋天，他在一封答覆繁峙縣縣誌編委會的信①裡說：

在那樣一個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適地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冬季。我們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縣，如果不是抗日戰爭的推使，我能有機會到了貴縣的蒿兒梁？我是怎樣走到那裡去的呢，身染重病，發著高燒，穿著一身不稱體的薄薄的棉衣，手裡拄著一根六道木柺棍，揹著一個空蕩蕩的用舊衣服縫成的所謂書包，書包上掛著一個破白鐵飯碗。這種形象，放在今天，簡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隨便走到哪裡，能為人所收容嗎？但在那時，蒿兒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熱炕收容了我。……這是在艱難的日子裡，才能發生的事，才能鑄成的感情。

他的小說《蒿兒梁》①，真實地反映了他的這段生活經歷，小說描寫的村子裡的主要人物——婦救會主任和她的忠實、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為模特兒寫成的。孫犁的另一篇小說《看護》②，也是寫的這段生活經歷，小說的主角，換成了護士劉蘭。

反“掃蕩”結束後，他們走了一天的山路，於黃昏時間來到山腳下。眼前是小橋人家，河面上鋪蓋著雪，孫犁以為是久違了的平地，興奮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遠，腦受震盪，暈了過去。康醫生和劉護士連忙把他抬進成果庵的熱炕上，才甦醒過來。

幸虧傷得不重，晚飯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麥粥，當晚便與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還參觀了五臺山上的許多寺廟。這些寺廟，錯落有致地掩映在鬱郁蒼蒼的重巒疊嶂之間，十分古雅、壯觀。

1944年初春，他們返回學院駐地，當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第五章 千里共嬋娟

西去延安有故人

出發了，沒有來得及向家裡的親人們道一聲別，甚至於也沒有來得及寫一封信——烽火連天，寫了也無法送到，況且還有危險。

春天來了，需要去領單衣，換下棉裝，以便長途行軍。孫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經發完道德與理性無關，知覺上的快樂與痛苦是衡量善惡的標準。本，只剩下帶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領下來。單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雖不能持久，卻非常鮮豔，山地老鄉稱之為“月白”。色彩還可入鄉隨俗，那女衣的樣式，頗使他這個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難堪，在宿舍換衣服時，他猶豫了：這穿出去像話嗎？

正在無可奈何，兩個華北聯大高中班的女學生進來了：她們帶著剪刀針線，立即把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縫成一個翻領，然後把對襟部位縫好，變成了一件非常時髦的大翻領鑽頭襯衫。她們看著我穿在身上，然後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讚美她們的手藝，還是嘲笑我的形象。①這次去延安，結隊而行的，是華北聯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幾十名同學，由總支書記呂梁帶隊。呂梁沉默寡言，但善於做政治工作，非常負責，細心周到。孫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後，再沒有見過他，但一直懷念著他。

當日在棗樹林集合出發，隊伍裡忽然多出一個新媳婦。原來這是數學教員常智的媳婦，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剛從冀中平原趕來。她年輕貌美，又是從敵佔區過來，穿著也很鮮豔，她的到來，不免給這些即將遠行的人，添上了各種各樣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覺得惋惜：住在山區農家的柴草棚子裡，炕上連張席子也沒有，怎樣留宿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還沒吃晚飯，又沒有開水，熱情的師生們，只是從老鄉那裡買了些紅棗來招待她。

才過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妝，也換上新發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學生們的隊伍裡了，只是臉上還帶著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兒所常有的那種白嫩、豐腴的膚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思維器官的傳統理論。，比翼雙飛，該是幸事；但在當時，大家的擔心卻多於羨慕。

這支穿著鮮豔服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