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般若師等，“率以三字為名，凡二十三人”到橫山賣馬，《桂海虞衡志》上記載了他們購物回去的情況，需要《文選五臣注》、《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註》、《都大本草廣注》、《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以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歷》、《百家書》各類；並需瓷器、琉璃壺和“紫檀、甘草、石決明、並泉石、密陀繒、香蛤、海蛤”等藥物。他們在給當地官府的文書中附有詩句說：“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一文書上還說：“古文有曰：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慮相契”；這些賣馬人文化如此，可見當時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寧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經，得1465部，置五華樓。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臨關，遠征大理，大理國王段祥興派大將高禾出戰，高禾在九河戰死，南宋派使節到大理憑弔。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紀》說：“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語言、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元代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