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起我內心深處潛藏的不安分的慾望。我走在世紀末的北大里，呼吸著北京日漸汙濁的空氣，痛楚地看著我身旁那些和當年的孔慶東們一樣年輕的生命已經不再“好玩”。一位師姐曾經感慨道：“現在的校園不比從前，放眼一望，學子們個個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趙錢孫李，很像是批次生產出來的，花色品種變也變不到哪裡去……”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流水線生產同樣的產品，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們的生存空間卻越來越小。分數、出國、賺錢，現在的學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狹窄。他們日益繁忙，卻不知道為何繁忙，我們過多的把大學看成一個學習知識的地方，死亡的知識擁擠了我們充滿活力的心靈。大學也越來越變成一個學習機構，我們在這裡尋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所以我們越來越被要求去適應這個社會，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讓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這種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個人本身的抵禦力。所以，當年那些縱情聲色的宿舍裡的髒小子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動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使人變形的社會里依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這是作為一個人存在的根本。

大學本來應該成為這樣發揮個人獨特性的場所，在這裡年輕但是充滿激情活力的生命不會遭受太多的損害。讀牛津劍橋大學的校園文章常令人心馳神往，那些未來的達觀顯貴此時都是惡作劇的高手，這些紳士們想方設法地取樂。“光幹工作不玩耍，聰明的孩子也變傻”，劍橋大學的莘莘學子以對待科學研究同等認真的精神來玩耍，甚至是胡鬧、放肆的程度。科研聖殿三一學院的門樓上，站著建立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託球，右手握節杖。50年代在一次學院的晚會上，鬧瘋了的學生大概為了抒發對亨利八世曾砍掉劍橋大學校長費雪腦袋一事的憤慨，想出了一個荒唐無比的惡作劇；竟然爬上了“偉大之門”把皇帝老子的節杖扔掉，換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從此，滿臉莊嚴的萬歲爺便拿著破椅子的木腿站著，一站就是幾十年。這種自由甚至瘋狂的氛圍其實是每一所推崇“獨立健全人格”的大學的共識。但是這種氣氛在目前的中國大學極度欠缺。“現在的校園氣氛一點也不好玩，學生都挺傻的。”北京廣播學院的一位學生在閒聊中說道。在他的記憶中，90年代以後的大學生越來越像中學生，除了臉上的稚氣未脫，在思維上也呈現出幼稚的傾向。他所懷念的時光是90級以前的學生，那時候整個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尤其是在聖誕化妝晚會上，每個人像瘋了一樣地折騰，在人與人之間似乎根本不存在隔膜這一個詞。而現在的學生什麼都玩不起來，他最懷念的傳統是每一屆畢業生在離校之前，都要惡作劇地把校園內的一座土牆推倒，這幾乎成了畢業班的一個傳統，雖然不比劍橋，但也相當有趣。可是這種傳統消失了。更為有趣的是，燕京大學的一位早期的女學生的回憶，如今她是一位北大學生的奶奶。這位當初聆聽了冰心的課程的女才子回憶那時候燕大的一個偉大的傳統是將新生騙到未名湖邊，然後像一項儀式一樣將他們扔入未名湖中。現在的未名湖已經不會再有這等趣事了，依舊殘存的靈氣似乎也來自那時候穿著長袍的燕大新生蕩起的漣漪。

功利主義的盛行使得校園日益變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種壓力沖淡了學生本來應該“務虛”的青春。沒有理想，不會胡鬧，不會浪漫，在這個最應該放肆的年紀，我們的心靈卻自覺地禁錮起來。生命力的活躍是大於任何實用知識的掌握的，因為我們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或許我真的就該縱情聲色之中，就如拜倫勳爵多年前在劍橋的荒唐一樣。

浪漫主義毒素的釀造者

夏多布里昂是個值得在街頭回憶的傢伙。走在喧鬧的中關村，每當即將陷入煩躁不安時，我都會想起他。這個文弱的法國青年黏滯著我的思維，並有效而舒適地讓我陷入一種冥想。此時，喧鬧與燥熱有效地隱藏起來，我開始誤以為自己行走在19世紀的巴黎街道上。

1788年，20歲的夏多布里昂獨自生活在巴黎。對於這個體內躁動不安的年輕人來講，這是個寂寞的秋天。他白天躲避進荷馬的世界，而夜晚來臨時，他的激情開始無處宣洩了。這是個內心太狂熱而實際又太靦腆的孩子只能在幻想中獲得安慰。他想起了1606年的一位著名的法國元帥拜訪一位20歲的美麗洗衣女郎的故事。於是，他順著元帥曾經走過的路，穿過小橋，穿過菜市場，沿著聖德尼街直到熊街……但是，沒有洗衣女郎等著他。

20年後，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