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他們終於到達重慶。

在流亡的大多數時間裡，老舍一直過著獨自飄泊的生活。在夜以繼日的勞碌中，老舍無時不在思念遠在北方淪陷區的家人。在給友人的信中，老舍一再坦露心曲：“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拼命的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由家出來已四個月了。我怎樣不放心家小，是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因為你現在也把眷屬放在了孤島上，而獨自出來掙扎。”從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拋妻別子，獨自出走，老舍一直是心懷愧疚的，也是他心頭的隱痛。無奈的老舍不得不經常自我寬解，以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疚感：“人孰無情？棄家庭，別妻小，怎不傷心？可是國難至此，大家就該硬起心腸，各盡其力，才能不把眼淚咽在肚裡。誰也不當怨誰，而是一齊為國家設想，為國犧牲。”

重慶北碚老舍故居

跟大多數文人一樣，“貧”和“病”在抗戰期間也一直困擾著老舍的生活。尤其是在1940年以後，重慶的物價發瘋般地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困難。老舍也不能不像在大後方的多數文人一樣，年復一年地過著極其清貧的生活。也許我們中有人會猜測，抗戰前老舍發表過那麼多小說，抗戰之後他也發表了那麼多的作品，其版稅、稿酬一定相當可觀。即便是在抗戰時期，不說他的生活是錦衣玉食，但起碼應該能衣食無憂。但事實上，自抗戰以後，老舍就拿不到以前作品的版稅了。至於新寫的宣傳抗戰的作品，更是拿不到稿費。老舍回憶說：“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像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對於重慶生活的窘迫，老舍曾在《八方風雨》中作過描述：“從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著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菸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捲菸——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著香菸而降格。”1939年，為參加全國慰勞團，老舍咬牙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此後，這兩身服裝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老舍，因再也沒有餘錢添置衣裝，“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著，使我很像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對於那一段老舍和其他文人的生活，臧克家回憶說：“老舍住在北碚，但經常來開會。一有什麼會議，茅盾也從鄉下趕來，帶一柄黑色小雨傘，脅下夾一個小包。他們上坡下坡都憑雙腳，不坐轎子。每當會後，或逢年過節，大家家人一樣，打打‘牙祭’，一起‘咂酒’，苦中取一點樂趣。老舍咂上幾口酒，便感情來潮，高談闊論。划起拳來，氣壯聲宏。平素，大家生活都極苦，香菸，下等的，還是單支買。到對面小飯館裡吃上一碗‘擔擔麵’就覺得很美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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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裡便是我的歸宿”（2）

老舍在北碚

1943年，老舍妻子胡絜青率三個兒女，千里顛沛流離，由北平輾轉抵達重慶。親人相聚自是讓老舍欣喜萬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卻又成了老舍不得不面對的沉重負擔。老舍回憶說：“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注：老舍時居北碚）。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為貼補家用，胡絜青也得到編譯館謀職。“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但胡絜青這個微薄的收入，在一年之後，也因三女小立的出生而中止。為了省錢，老舍甚至不得不打算戒菸戒酒，“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我也戒菸，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不行，沒有香菸，簡直活不下去”。說起煙，在重慶老舍還發生過一件趣事。有一回和老舍住在一起的何容由街上買回一種土產捲菸，很客氣地讓老舍一支：“嚐嚐這個，才一個銅板一支！有這個似乎不必戒菸了。”點上煙，兩人細細品嚐。頭一口就驚人，冒的是黃煙，吸了四五口，蚊子往外飛，再吸幾口，牆上發現臭蟲，大概也要搬家，吸到了半支，何容和老舍都跑了出去。“看樣子，還得戒菸！”

儘管抗戰時期老舍的生活非常清貧，但我們看不到老舍對這種生活的抱怨，或許在老舍看來這種生活就是個人對抗戰的一種承擔。其實，老舍完全有條件改善自己的生活。教書，當編輯，到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