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協”的工作，老舍曾經回憶說：“（文協）第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就是窮。文協成立，得到手裡的只是籌備會的欠債三百餘元。債必償，事必辦，‘弄錢去’，乃成為口號。”經費捉襟見肘，老舍只得一再節省開支，壓縮酬勞，甚至“吝嗇”到即便“文協”聚會時的茶水費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儘管如此，老舍又偏偏不是那種扛著大旗充門面，光說不練的把式。在其位，則謀其事，七年中為使“文協”的各種活動能夠正常開展，老舍不得不四處“乞討”，八方奔走，甚至親自到有關部門坐索。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憶說：“為了文藝界的團結，為了‘文協’的工作，他不知費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頭，作揖，只要是為了‘文協’，他不推辭，碰到困難也從不退避。”

1938年，武漢街頭的抗日宣傳

除經濟拮据外，作為“文協”的領導人，老舍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也是複雜的，他總免不了要面對國共兩黨時而微妙難言、時而劍拔駑張的關係，也免不了要承受兩黨各自對他施加的影響。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為維護自己多年來擇定的獨善其身的政治立場，老舍立場和態度很分明：“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抗戰，我就跟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作為一個在抗戰時期有著巨大社會影響的文化團體，“文協”的工作避免不了要受政治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文協”成了國共兩黨政治關係的晴雨表。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越來越微妙，“文協”的活動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別是到重慶以後，“文協”所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文協”的許多活動都要報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批准方可進行，而活動的審批卻時常受到刁難。而且，老舍本人也時常遭到無端的挑剔，甚至監視。1939年，老舍隨戰地慰勞團訪問延安之後，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張道藩，親自散佈“老舍叫共產黨包圍了”的說法。對此，老舍給張道藩發了一封措辭坦率、態度明朗的信，信中說：“現在是團結抗戰的時候，大敵當前，我們的一切都是為了抗戰。凡是抗戰的人我都歡迎，不抗戰，假抗戰的不管什麼人我都反對。你的說法是在分裂抗日戰爭，有利於敵人，不利於抗戰。”對於特務對他的監視和跟蹤，老舍非常氣憤，有一次，他直接了當地對跟蹤他的特務說：“老兄，你每月拿幾塊錢？我替你寫我的報告好不好？”對於這一段的工作，老舍說：“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話說得很平淡，但其中酸楚自有人知。

1944年，在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年大會上茅盾說：“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界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了。”茅盾的這段話應當是對老舍在“文協”那段生活最恰當的註解。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裡便是我的歸宿”（1）

1938年7月，武漢形勢危急，日軍飛機幾乎是日夜不停地對武漢實施轟炸。此時的武漢已是非常危險，老舍也曾多次遇險。據友人回憶，有一次“老舍在千家街躲警報時，一枚炸彈落在防空洞口，洞頂落下的土埋了半身，幸沒受傷”。在此情況下，在漢文人紛紛轉移至桂林、重慶等地。老舍本準備與“文協”堅持到武漢抗戰最後一天，對於其中的原因，老舍回憶說：“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後來在馮玉祥、邵力子等人的力勸之下，1938年7月30日，老舍與老向、何容、蕭伯青等人，辭別武漢，溯江而上，前往重慶。此次行程有一個細節很讓人感慨，據蕭伯青回憶說：“只我—人，是從會中拿車馬費的唯一職員，我的船票費是由會支付的。他們都是自掏腰包，不曾由會支付分文。”離開武漢時老舍心境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想必是悒鬱的，不免會有國破家亡，亂世飄零之感。

行路難，流亡期間行路更難！老舍一行坐上一條掛著義大利國旗的中國商船，溯江西行。在中國的土地上而須掛上別國的國旗，不知老舍該是何等的感慨。商船年久失修，衛生條件極差，開水桶就直接放在甲板上，老舍就曾親眼看見有個江北婆姨把洗腳水倒進了開水桶。船上人滿為患，人行道窄至二尺，“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著一排候補員呢！”經過半個月的煎熬，1938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