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起的變化和對未來局勢的影響。在敵佔區，荷槍實彈的日本兵

監視中國工人修築鐵路第五，願盡力協調於各方，促進團結。”簡單來說，梁漱溟巡歷戰地的目的就是了解情況、撫慰同志、宣傳抗日、研究鄉建、促進團結。從梁漱溟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想為抗日救國盡力的願望外，梁漱溟內心深處念念不忘的還是鄉村建設工作。梁漱溟是一個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人，鄉村建設工作是他振興中國的首選途徑，這是他的事業之所在，也是他安心立命之所在。他強烈地想要回到他曾經長期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故地和群體中看看，希望能延續他生命和事業的根。梁漱溟的戰地巡歷，艱苦卓絕，隨時有被俘和喪失生命的危險，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由此可見梁漱溟超於常人的大精神、大勇氣、大毅力。

由於巡歷所經之地都是游擊區，因此巡歷期間梁漱溟一行總是晝伏夜行。如有游擊隊護送，他和隨員就騎馬而行，如果沒有人護送，他們就步行，穿農民服裝。旅途既辛苦，又危險，好幾次都與日軍遭遇，虎口逃生。梁漱溟曾回憶他在山東時的一次驚險遭遇。當時，梁漱溟一行正隨第三政治大隊行動，趕上了日軍的“大掃蕩”，日軍出動大批軍隊，配以坦克、飛機分三路進攻，包圍了第三政治大隊，“大隊人馬，有的衝出，有的陣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內，被敵人縱火焚燬”，而梁漱溟一行六人則聞警馳馬奔走，乘亂逃脫，藏於村後的山洞之中。“此時兩軍即已開火，槍聲、大炮聲，最後並有飛機助戰，正在我們的山上面”。“偷望對面山頭敵陣，旗幟、敵軍官、望遠鏡、指揮刀，歷歷在目”。經過激烈戰鬥，游擊隊突圍而去。日軍搜山，幾度達于山洞，吆喝聲、奔走聲從洞口傳入，“敵人三五自山頭而下……大皮靴聲音直從洞口過去”。梁漱溟等手扣槍機，待與敵一拼。而日軍始終沒有進入山洞，梁漱溟等人倖免於難。戰鬥結束後，梁漱溟到戰地察看，只見日軍和游擊隊員屍橫遍野，悲壯至極。第三政治大隊師生犧牲數百人，于學忠部方洪範師長陣亡。以後敵人仍不斷襲擾，梁漱溟每天在山谷中行走，達一月有餘。

八個月的戰區巡歷，梁漱溟感慨良多，正如他所說：“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澤東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談話中所說，無數抗日誌士和廣大民眾這樣不怕犧牲，奮起抗戰，堅持到底，中華民族是一定不會亡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這個結論有著充分的根據。”而在巡歷戰區中的所見所聞也讓梁漱溟感慨萬端，他在《旅途雜感》中寫道：“（我）第一個感想便是中國老百姓太好。”他回憶旅途中所見，廣大人民將自己的一切都無私奉獻給抗戰，戰火洗劫了家園，親人為國捐軀，老百姓“完全承認這是應當的”，“都沒有怨恨國家，怨恨中央之意”。梁漱溟旅途的另一重要感想由沿途所見所引起，“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由此，梁漱溟評論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於現代。”因此，他認為，鄉村建設、鄉村教育刻不容緩，必須長期堅持，“今後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從觀察了內地社會真情以後，這一要求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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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報紙取一個響亮的名字”（1）

重慶上清寺新村四號，抗戰時期這裡是著名民主人士張君勱的公館，此處佔地面積較大，環境溫馨幽雅。抗戰時期民主人士常在此聚會活動，常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景象。1941年3月19日，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等十多人相會於此，一時名流薈萃，氣氛熱烈。然而，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聚會，由在野名流聚集而形成的“第三勢力”——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此誕生。

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的民盟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合影從根本上說，梁漱溟是反對組織政黨的。在此之前，他認為政治家在道德上都是低劣的，政治家所玩弄的權術是道德低劣的表現。他早先所從事的鄉村建設和各種事業都被他有意識地限制在超越黨派的範圍內，併力圖使它們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和政治抱負。而為什麼會在抗戰時期發起組織一個黨派？梁漱溟回憶說：“說到我自己，當時亦有一段記敘文字，頗能說明我參與發起組織民盟之動機和認識。這段文字是：‘黨派不協，妨礙抗戰，因又從一般朋友之後，努力團結運動。中國民主同盟之組織，訖始於此。’”也就是說，梁漱溟等人發起組織民盟的目的在於團結國內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