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切”。在與毛澤東作第一次深夜長談之後，梁漱溟在告辭時非常自信地送給毛澤東幾本他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他最近完成的四十萬言的《鄉村建設理論》。隔一天再見面時，毛澤東取出一沓筆記，上面簡潔地概括了每本書的要點，並摘錄了自己喜歡的部分。儘管梁漱溟對毛澤東讀書的效率非常佩服，但他心裡卻有點不高興，認為毛澤東沒有能在他們會談的間隙全部讀完他的每一本書。他回憶說：“況對我的書，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這是我一點小不痛快。”應該說，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在忙碌的政治事務中還能抽空在短時間內對梁漱溟的著作做一定的瞭解，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換作他人，一定會感到由衷的高興甚至是感激。然而梁漱溟卻還不滿意，他甚至希望毛澤東能像一個學者一樣對他的著作沉潛反覆。此間可以看出梁漱溟身上帶有多麼濃厚的書生氣和夫子氣，而這種書生氣和夫子氣卻又是那麼的真率和可愛！無論如何，這種書生氣終歸要比那些依附權貴，喪失自己基本立場的庸俗的所謂“學者”們要可愛得多，可敬得多！

。。

延安之行（2）

延安寶塔

在延安期間，梁漱溟與毛澤東有多次會談，談話一般都在夜間進行，時間很長，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在會談中他們就國共合作、抗日戰爭、中國前途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在許多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比較一致，但也存在著分歧和爭論。總的來說，梁漱溟與毛澤東的談話是和諧的。梁漱溟在談到他和毛澤東的會談時說：“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尤其在有關抗日前途問題上，毛澤東的觀點使梁漱溟“很是信服，很是佩服”。事實上，對於戰爭本身，梁漱溟是有些沮喪、悲觀情緒的，從頭六個月的戰況來看，日本人幾乎是輕易地佔領了中國大多數重要的城市和鐵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實際上改變了梁漱溟的看法，“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但是，在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兩人還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漱溟認為：中國和西方社會不同，中國自古階級分化不顯著，貧富貴賤上下流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國沒有鮮明的對立階級，因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辦法是要走改良主義的道理，而不是革命。而毛澤東則強調中國社會同樣有與西方社會共同性的一面，中國從奴隸制社會以來就一直存在著階級分化、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現在依然如此，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梁漱溟太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的一般性，而梁漱溟則認為毛澤東強調社會的共同性而忽視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兩人各執一端，相持不下，誰也沒有說服誰，爭論一夜，毛澤東送梁漱溟出門，臨別毛澤東幽默地對梁漱溟說：“梁先生，你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儘管梁漱溟和毛澤東就一些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梁漱溟卻認為他們彼此心無芥蒂。梁漱溟後來回憶他們之間的爭論說：“彼此雖有爭論，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回去。”但是，這只是梁漱溟的自我感受，梁漱溟天生的自我中心傾向和對外界反應的不敏感，使他不可能體察到毛澤東對他咄咄逼人的種種問題和意見的微妙感受和態度，而異常天真浪漫地希望說服毛澤東信從他的理論和實踐。毛澤東對梁漱溟的印象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毛澤東也許會認為梁漱溟的立場有問題，因而或許對梁漱溟的印象不如他在梁漱溟心中的印象那麼好。

“跑來跑去，無非為了抗戰”

1939年，中日戰爭相持局面已經初步形成。在重慶，梁漱溟先後提出的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和改善兵役運動都進行得不很順利，在此情況下，梁漱溟認為自己留在西南後方已經沒有多少意義。於是，他正式向國民黨提出到華北、華東各戰地（注：敵佔區）視察的申請，此申請得到蔣介石的同意並給予他戰地巡視特派員身份，還給了他一萬元經費及聯絡密碼。1939年2月初至10月末，梁漱溟帶著幾名隨員冒著艱難險阻巡歷了華北、華東六省游擊區，歷時八個多月。對於巡視敵後戰區的目的，梁漱溟回憶說：“第一，看看敵後的真實情況，是否與我在徐州所寫的《抗戰指南》所設想者相合。第二，對許多在敵後的同人同學（注：由鄉建工作人員組成的第三政治大隊）加以鼓勵。第三，向敵後同胞宣傳中國在抗戰中的進步，敵人在戰爭中的困難以及國際形勢，堅定他們與敵鬥爭的意志和信心。第四，研究鄉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