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的丈夫為內容寫了一首寶塔詩來和清華校長開玩笑。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來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貽琦看罷，哈哈大笑，並提筆隨手在寶塔詩後續寫了兩句：

冰心女生眼力不佳

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冰心看罷，啞然失笑，舉座鬨然。

戰爭的殘酷，生活的艱辛，親人的生離死別，還有艱苦戰亂中的溫情，所有的一切都讓冰心重新思考生命和自己的人生。如果說抗戰前冰心的生活以及她對生命的認識都封閉在精緻的象牙塔之中的話，那麼抗戰後，冰心開始真正接觸塔外的生活，她的眼睛開始看到了別樣的人生。在戰爭中冰心真正意識到了生命的尊嚴和美麗。在給好友顧一樵書寫的條幅中，冰心寫道：“別離碎我為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團捏起來，正敷上一層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細端詳放心大去之後，我已另是一個人，她已漸遠漸杳。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想，望著她的背影，卻也覺得有些悽戀。我起來試走，我的軀體輕健。我舉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長著萋萋的芳草，我要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與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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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淡霧裡攜帶了心上的陽光”（1）

1940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困難、最艱苦的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宋美齡以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校友的名義，用前後同學的身份，從重慶寫了一封信給住在呈貢的冰心，信的大意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貢，不能參加抗日的工作，歡迎你到重慶婦女指導委員會來為直接投入抗戰工作獻身等等。與此同時，吳文藻清華的同學，時在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的浦薛風和在重慶擔任###政務次長的顧一樵，都勸吳文藻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這一工作與吳文藻的專長和志趣相合。宋美齡既“請”，冰心自己也有參加抗戰實際工作的願望，同時吳文藻也願意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於是，1940年冬，冰心一家離開雲南前往國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

遷至重慶後，冰心一家住在郊區的歌樂山。冰心為這個住處取名叫“潛廬”，“潛廬”有一書房，冰心將其命名為“力構小窗”。冰心的創作向來崇尚“須有自來，不以力構”，取名“力構小窗”，可能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潛廬”是一處什麼樣的住所呢？冰心在文章裡描述道：“潛廬只是歌樂山腰向東的一座土房，大小隻有六間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無風趣可言。倒是居於四圍那幾十棵松樹，三年來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無冬無夏，都是濃陰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頂、兔子二山當窗對峙，無論從哪一處外望，都有峰巒起伏之勝。房子東面松樹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塊空地，站在那裡看下去，便如同在飛機裡下視一般。嘉陵江婉蜒如帶，沙磁區各學校建築，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慶，重慶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慶又常常陰雨，淡霧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無論何地，冰心都能用她溫柔的目光看到一種獨屬於她的美麗。

至重慶後，冰心任職於婦女指導委員會。參加實際的抗戰工作，對冰心來說意味著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生活內容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她喜歡閒適、安靜、簡單的生活，但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工作所帶來的則是繁忙、嘈雜和瑣碎。冰心開始忙碌奔波於各種場合，辦公、開會、演講，這一切都讓她感覺非常陌生，過著她在抗戰以前所討厭的生活。但冰心認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抗日的工作，很充實也很有意義，也是她一生中很少的體驗。投身於抗戰的洪流，冰心的心態悄悄發生了變化，“我漸漸地愛上了重慶，愛上了重慶的‘忙’，不討厭重慶的‘擠’，我最喜歡的還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擠中同工的興奮的人們，不論是在市內，在近郊，或是遠近的在生死關頭的防線。我們是疲乏卻不頹喪，是痛苦卻不悲涼，我們沉默地負起了時代的使命。……我們從淡霧裡攜帶了心上的陽光，以整齊的步伐，向東向北走，直到迎見了天上的陽光”。從這段表述，我們可以看出，儘管處於抗戰最艱苦的歲月，冰心對抗戰勝利仍然是充滿信心。或許冰心對抗戰的信念並沒有過多理性的判斷，而僅僅是源於內心一種簡單的情感，但正是內心這種簡單的情感支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