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方法，他批評道：“像這樣模仿別國，不適合本國需要的教育，當然不符合本國的文化狀況，因此發生了重大的問題。”他指出：“貴國當根據此種情形產生新教育，表現貴國固有文化的精神，不必整個的模仿美國或其他各國的教育，因為他國的教育，不會適合貴國的文化和國情。”《陳鶴琴全集》，第六卷，第323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關於教育的意義，羅格說：“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同時要學習做人的方法——怎樣在人群社會里生活”，由於“怎樣做人”系藝術上、哲學上的問題，所以“要使兒童有優美的做人方法，那麼對於兒童活動的指導，當富有藝術的與哲學的指示，不能單從書本上得來，更不能從科學上得來”。顯然，羅格教授意猶未盡，他進一步闡述道：東方做人的方法和西方不同。貴國在4000多年的歷史中所表現做人的方法，和西方完全兩樣。西方的文化溯源於創造的藝術，是戰勝自然，卻不是享受自然。東方文化溯源於哲學，是享受自然，卻不是控制自然。但是這兩種文化與教育的精神，實有不可偏廢之處。由歷史方面觀察教育，也有上述兩大趨勢。西方的教育是創造藝術中產生的；東方的教育是從哲學中產生的。現在新教育的精神，一方面要能控制自然，一方面還要能享受自然。以前的學校，不僅是小學，就是中學、師範學校，都是從功課中學得死知識。現在要請專家指導，暗示人生的意義，使兒童從環境中獲得這兩方面的經驗，這才算盡了教育的責任。所以新教育，不僅是在獲得知識，同時要學得怎樣做人的方法。《陳鶴琴全集》，第六卷，第32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1932年10月，瑞士特殊兒童教育專家惠勃女士給中華兒童教育社社員演講，就特殊兒童教育問題發表意見，由陳鶴琴作即席翻譯。是年，陳鶴琴與劉湛恩、韋愨、歐元懷等發起成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