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打破這個奴隸制度，為他人爭自由，這就是絕我而不絕世的態度。持這個態度最顯明的要算釋迎牟尼，他一身都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佛教到了末流，只能絕世而不能絕我，與釋迎所走的路恰相背馳，這是釋迎始料不及的。古今許多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穌，如甘地，都是從絕我出發到淑世的路上的。

假如孟剛也努力“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他應該能打破幾重使他苦痛而將來又要使他人苦痛的孽障。

但是，孟剛死了，幽明永隔，這番話又向誰告訴呢！

1926年5月18日夜半於愛丁堡

代跋　“再說一句話”

薰宇兄來信說他們有意把十二封信印成單行本，我把原稿復看一遍，想起冠在目錄前頁的布朗寧寫完五十個《男與女》時在《再說一句話》中所說的那一個名句。

拿這本小冊子和《男與女》並提，還不如拿螞蟻所負的一粒谷與駱駝所負的千斤過載並提。但是一粒谷雖比千斤過載差得遠，而螞蟻負一粒谷卻也和駱駝負千斤過載，同樣賣力氣。所以就螞蟻的能力說，他所負的一粒谷其價值也無殊於駱駝所負的千斤過載。假如這個比擬可以作野人獻曝的藉口，讓我讀襲布朗寧的名句，將這本小冊子奉獻給你吧。

“我的心寄託在什麼地方，讓我的腦也就寄託在那裡。”這句話對於我還另有一個意義。我們原始的祖宗們都以為思想是要用心的。“心之官則思”，所以“思”和“想”都從“心”。西方人從前也是這樣想，所以他們常說：“我的心告訴我如此如此。”據說近來心理學發達，人們思想不用心而用腦了。心只是管血液迴圈的。據威廉？詹姆斯派心理學家說，感情就是血液迴圈的和內臟移遷的結果。那末，心與其說是運思的不如說是生情的。科學家之說如此。

從前有一位授我《說文解字》的姚明暉老夫子要溝通中西，說思想要用腦，中國人早就知道了。據他說，思想的“思”字上部分的篆文並不是“田”字，實在是像腦形的。他還用了許多考據，可惜我這不成器的學生早把它丟在九霄雲外了。國學家之說如此。

說來也很奇怪。我寫這幾篇小文字時，用心理學家所謂內省方法，考究思想到底是用心還是用腦，發見思想這件東西與其說是由腦裡來的，還不如說是由心裡來的，較為精當（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所要說的話，都是由體驗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後想到（think）的。換句話說，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產生出來的，我的思想是從心出發而後再經過腦加以整理的。

這番閒話用意不在誇獎我自己“用心”思想，也不在推翻科學家思想用腦之說，尤其不在和杜亞泉先生辨“情與理”。我承認人生有若干喜劇才行，所以把這種痴人的夢想隨便說出博諸君一架。

《談美》

序

朱自清

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藝理論的介紹各新雜誌上常常看見；就中自以關於文學的為主，別的偶然一現而已。同時各雜誌的插圖卻不斷地影印西洋名畫，不分時代，不論派別，大都憑編輯人或他們朋友的嗜好。也有選印雕像的，但比較少。他們有時給這些名作來一點兒說明，但不說明的時候多。青年們往往將雜誌當水火，當飯菜；他們從這裡得著美學的知識，正如從這裡得著許多別的知識一樣。他們也往往應用這點知識去欣賞，去批評別人的作品，去創造自己的。不少的詩文和繪畫就如此形成。但這種東鱗西爪積累起來的知識只是“雜拌兒”；還趕不上“雜拌兒”，因為“雜拌兒”總算應有盡有，而這種知識不然。應用起來自然是夠苦的，夠張羅的。

從這種凌亂的知識裡，得不著清清楚楚的美感觀念。徘徊於美感與快感之間，考據批評與欣賞之間，自然美與藝術美之間，常時自己衝突，自己煩惱，而不知道怎樣去解那連環。又如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就像是難分難解的一對冤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一套天花亂墜的話。你有時樂意聽這一造的，有時樂意聽那一造的，好教你左右做人難！還有近年來習用的“主觀的”、“客觀的”兩個名字，也不只一回“纏夾二先生”。因此許多青年膩味了，索性一切不管，只抱著一條道理，“有文藝的嗜好就可以談文藝”。這是“以不了了之”，究竟“談”不出什麼來。留心文藝的青年，除這等難處外，怕更有一個切身的問題等著解決的。新文化是“外國的影響”，自然不錯；但說一般青年不留餘地地鄙棄舊的文學藝術，卻非真理。他們覺得單是舊的“注”、“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