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的仁厚長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們，越是喜歡蘇文，就越是嫉妒蘇才，當然不會讓他回到皇帝身邊了。因為當年東坡兄弟雙雙中了進士，仁宗皇太后歡喜得不得了，說為子孫找到了兩個當宰相的料子。這話真是害死了東坡。暗地裡等著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這裡卻明放著個宰相料子蘇東坡，他不被大夥兒齊心拉下來才怪！東坡兄弟誰也做不成宰相，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說那樣的話，整個兒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們老趙家重文倒是傳統，政治上卻總不成熟，不然趙宋天下怎麼總是個半壁江山呢？

讀書人總會懷念宋朝，因為趙姓皇帝對文人墨客實在太客氣了。東坡最終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個人就能當得下的，總得大家幫著才行。皇帝有求於手下的重臣們，於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時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們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軟，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榮華富貴，也有很多人因為被人告密而禍從天降。更可嘆的是，告密者總會不斷告密的，一個卑鄙小人往往會陷害很多忠良。所以，從來都是榮華富貴的少，受苦受難的多。

想起了一個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國的。當年法國作家薩特總是激烈地批評政府當局，有人就私下建議應該把這個狂妄的作家投入監獄。總統戴高樂卻說：沒有人把伏爾泰投入監獄，薩特也不該進監獄。

其實，戴高樂只說對了一半。伏爾泰年輕時因為思想激進，曾被關進巴士底獄。只是後來，他依然故我，卻再也沒有進過監獄，儘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為禁書。伏爾泰的年代，在中國正好是清康嘉年間。那年頭文字獄鬧得中國天昏地暗。伏爾泰倘若生在中國，只怕早被砍了頭，哪能讓他成為聲名赫赫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那年代中國倒是出了個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國式的智慧，苦心孤詣，在《紅樓夢》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漢”地捉迷藏，玩玩“原應嘆息”、“假語村言”的智力遊戲，不可能像伏爾泰那樣奔走呼號，啟迪民眾於矇昧。中國終究誕生了曹雪芹，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我們畢竟缺少伏爾泰，這又是我們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於是，中國只能按照中國的邏輯向前走。中國的歷史邏輯都包含在浩如煙海的史書裡了。中國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聰明，只讀過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讀過二十四史的聰明，讀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聰明。想那梁惠王沒讀過什麼史書，就比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認自己有個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個讀書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寫進書裡去？果然這位國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見過一位清朝皇帝選美的詔書，滿紙“普選秀女，以廣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國家大事。而這個時候的皇帝，孟子也罷，東坡也罷，只怕都容不下了，儘管他們也吟著蘇詞，仍然稱孟子為亞聖。

本來只想寫寫東坡的，卻越寫越偏題，成了這麼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國天天感恩節

中國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國度，雖不皈依基督，卻好像天天都在過感恩節。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做箇中國人，特別是在古代，一輩子都在感恩：從皇恩、養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盡的恩。似乎中國從來就是天堂，人們一生下來就沐浴在無邊的恩澤裡，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無上的，百姓終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落

迫途中卻“每飯必思君恩”。老杜這話若不矯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禱或功課都要虔誠。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繡鸞帳裡度春宵”的李隆基對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寫“三吏”、“三別”時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還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長恨歌》是多年以後的事，那麼，老杜當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兒的好。想必這位鬱憤滿腹的詩人“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的時候，憤恨的也只是官軍無力抗敵，只知擾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讚賞清人袁枚的高論：“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兒醉生夢死，荒疏朝政，方才禍生安史之亂，招致生靈塗炭。同天下千萬對夫妻生離死別相比，他李隆基一個人長生殿上的悽惶又算得了什麼？簡直活該！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來，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