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並非始終如一地健康。從後來的情況看，它類似於發燒帶來的面紅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臉色紅潤。農業依然在為它1917～1918年間浮腫般的過度擴張而呻吟。連同煙煤礦和紡織品一起，它也屬於被稱為“生病產業”的臨床病房。產業劇變的確很大，一種對飯碗的不安全感出現了好幾年。甚至早在1926年，據估計，失業者就有15萬之眾；到1929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80萬以上。樂天派們沒有注意到，在美國，失業和貧困已經成了長期的社會問題——既不是短暫的危機，也不容易透過個人慈善的努力來應對。為這一目的而籌集的個人基金和公共基金，當公共救濟開支逐步攀升的時候，其比例在逐漸縮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業上的錢是150萬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萬美元。

銀行業務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盤之前的6年時間裡，銀行破產以每天將近兩家的速度發生，但由於違規者都是一些較小的機構（主要在小城鎮），因此就缺少公開。商品出口跟生產能力不成比例。這個國家至少20％的資源沒有得到利用，導致國家收入損失了大約150億美元，佔它正在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四分之一。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4）

然而毋庸置疑，美國經濟的主要缺點不在於生產，而在於消費。1929年初秋，報紙的金融版面已經在為汽車和無線電的“沉重”、建築業的不景氣、沿著航空新邊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臉。美國很多的生產努力，最近都進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領域，如果沒有緊迫的日常需求，對它們的購買就會被延期。最早的風暴警報過後，這些商品就會堆積在倉庫裡，導致機器停止運轉，以及失業大軍的出現。這就是1929年接下來的那場大蕭條為什麼空前地嚴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國人的購買力就已經顯示出了嚴重的失衡，人們很快便引用卡萊爾的一句短語“豐裕中的貧困”，來強調這一反常。1923～1928年間，投機收益從100增長到了410，工資指數僅僅從100增長到了112。自然而然，用於消費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資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場、流入為未來生產購置新的固定裝置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滾滾洪流，實在太少了。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十年，國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額被存下來用於投資，也從未有過當前生產如此壯觀地超過當前消費。“潛在生產能力全國調查”後來把1923～1929年這段時期描述為“富人當中的存錢狂歡”。

全國三分之二的儲蓄是年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來的。那些年收入低於1；500美元的家庭（佔總人口的40％），實際上入不敷出。600萬個家庭（佔全國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當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未雨綢繆就顯得不切實際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國家庭要花掉絕大部分收入才僅僅維持溫飽。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當中，十家有九家幾乎別指望有可觀的積蓄。布魯金斯研究所在介紹他們對經濟光譜的兩端所作的一項研究時指出，1929年收入超過100；000美元的24；000個家庭，其總收入是600萬個最窮家庭的總收入的3倍。頂層群體的平均收入是底層群體的630倍。

正統的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儲蓄導致更多的固定裝置和更高的效率，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價格，以及大多數人更大的購買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清楚了，這就是：這條因果鏈發展出了薄弱環節。大眾的購買力並不能消化全國的產出，不只是因為工資增長的幅度相對較小，而且還因為零售價格在1922～1929年間實際上沒有下降。技術進步所實現的節省，並沒有以更低價格的形式傳遞給消費者。它們被轉化為紅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獎金。各種形式的壟斷，像採礦業和製造業中偽裝起來的托拉斯、聯合、兼併，有助於維持價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機器、更好的生產方法和“效率專家”們提供的服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裡把全美國的勞動產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業（比如汽車業），據說生產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從這種豐裕中，普通消費者所收穫的僅僅是不足掛齒的碎屑，就連生產商也只是收穫了眼前的那麼一點好處。計算利潤，不應該按天，或者論季，而要基於廣泛而長期的購買力，不難證明，這樣做更明智。後代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