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首肯之後才拿到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誰能想到，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最先通緝的也正是鮑羅廷、陳獨秀、張國燾。

歷史，從來都是冷酷無情的。

5月底，加倫再度來華，接替季山嘉任蘇聯顧問團團長和國民政府總軍事顧問。6月初，蘇聯援助北伐軍的武器陸續運抵廣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已成定局。

6月下旬，加倫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了實施北伐的計劃。隨後，國民政府召開會議，透過出師北伐案，頒佈出師北伐動員令，任命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令。

還在本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時，就已認為要衝破直奉軍閥組成的“反赤聯合戰線”，根本的出路在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黨的最主要的任務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

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北伐時機尚不成熟，維經斯基遵旨對陳獨秀等人進行勸說，希望對北伐持消極態度。同時，由於“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的接連發生和蔣介石地位的上升，中共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如果此時進行北伐，只能增加蔣介石的軍事實力，造成一個新軍閥。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等人開始改變態度。中共中央總的指導思想是，北伐只有以解放人民大眾為前提才有意義，否則只能是軍閥戰爭的翻版。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張國燾於6月30日在《嚮導》第106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民眾心目中的廣東》。他在文中提出兩種觀點：　第一，要北伐應該先鞏固廣東內部。他說：　“目前高唱入雲的北伐問題，目的固然在於完成國民革命和建立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同時卻也是抵禦反動勢力的南侵。無論是完成北伐事業，或是抵禦反動勢力的南侵，都必須先鞏固廣東內部。”而鞏固廣東內部的首要任務，是減輕人民痛苦和負擔。第二，減輕人民痛苦的方法是肅清土匪和貪官汙吏。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獲得充分政治訓練和徹底革命化的群眾黨，至少要有1萬個真正革命分子，分佈各縣各機關，辦理各項事業。“不然，革命黨打到了廣東，並不能把廣東弄好，這又有什麼益處？如果北伐軍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肅清湖南的土匪和貪官汙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樣，那更為危險。”言下之意，要北伐，首先應該有一個代表人民意志的黨，而國民黨現在還不是，所以北伐對人民來說沒有什麼好處。張國燾還寫道：　“我說這麼一大篇話，不是不贊成北伐，而且我主張急於北伐。”但“要是有一個充分政治訓練和徹底革命化的群眾黨，北伐成功，其意義便是解放全國民眾，革命政權必然異常穩固，否則，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張國燾年譜及言論》，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9頁。。口氣雖然婉轉，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他是不贊成立即北伐的。

如果說張國燾的文章對不同意立即北伐的思想還遮遮掩掩的話，那麼陳獨秀在7月7日發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則痛快淋漓地表達了與張國燾同樣的觀點。他針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情況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以北伐為名禁止工農運動等規定，寫道：　“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惟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這便是大錯。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頁。張國燾在《嚮導》第160期上發表的文章

不難看出，張國燾和陳獨秀對北伐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們都不贊成立即北伐。這主要是對蔣介石的野心和軍事獨裁傾向感到憂慮，同時也對反奉戰爭失敗後國內形勢作出了過分嚴峻的估計。因此，他們提出北伐應以解放民眾為前提，不應因北伐而搜刮民財，禁止民眾運動，不應將北伐作為擴張個人權欲的工具。這些警告對於熱衷於北伐而放棄發動工農的人來說，無疑敲響一記警鐘。但由於二人的表達方式不同，陳獨秀的文章則引起了國民黨人的不滿，而因此受到黨內同志的批評。

無論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怎樣擔心北伐的後果，北伐已經成為大勢所趨。7月9日，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