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直如五雷炸耳。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是事實，而寧願相信這是別有用心的人在造謠。當各方面來的訊息證實了報紙的報道之後，他們方才冷靜下來商量對策。

由於不瞭解廣州的形勢，陳獨秀等人準備繼續採取妥協政策。在他們看來，“無論三月二十日事變是由廣州同志們的左傾錯誤引起，或者由於國民黨內部領導權的爭奪，再或是由於蔣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勢力的影響，改變了他的政治態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總應採取讓步的妥協態度，來穩定廣州的局勢。具體地說，我們要維持蔣汪合作的局面，繼續對蔣採取友好的態度，並糾正廣州同志們的一些拖延未解決的左傾錯誤我們一致覺得現在蔣介石已先發制人；我們舍妥協政策而外，實無他途可循”④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頁。。

為了貫徹這一妥協政策，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再次前往廣州。

中共中央準備採取的政策與正在廣州視察的蘇俄代表團領導人布勃諾夫全名安德烈？謝爾蓋耶維奇？布勃諾夫，時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聯共（布）中央組織局委員兼聯共（布）中央書記。已經採取的政策不謀而合。“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不僅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進行應有的反擊，反而對蘇聯顧問團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責，好像一切都是在廣東的共產黨方面的錯。他還應蔣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倫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俄國人。1924年8月來華任廣州革命政府軍事總顧問。1925年7月離開廣州回國。1926年5月再度來華。1927年8月回國。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國罪”槍決。50年代後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顧問團團長的季山嘉以及拉茲貢和羅加覺夫。蔣介石在有效地打擊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勢力之後，又演出了一場“自請處分”的假戲。於是，當張國燾到達時，廣州原來劍拔弩張的局勢已經緩和下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紛繁錯綜的矛盾有增無減。

張國燾瞭解到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前後經過後，召開了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在會上，他要求同志們根據中央精神，一致採取妥協政策。然後，他又親自去見蔣介石，向蔣表示，中共始終支援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誠無間地合作，使廣東局面更加穩定，進而達成統一全國的革命願望。④張國燾的表白無疑給蔣介石吃了一顆定心丸。於是，在透過“中山艦事件”奪得軍權4月16日，蔣介石取代汪精衛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後，蔣介石又開始圖謀黨權。

為了對蔣介石發動的事件作出一致反應，約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廣東區委關於“中山艦事件”的詳細報告後，決定組成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　代表中央的張國燾、譚平山、彭述之，代表廣東區委的陳延年、張太雷、周恩來以及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徵。特別委員會被責成與鮑羅廷一起討論關於對蔣介石的態度問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頁注2。。不過，從瞿秋白於當年8月20日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看出，這個特別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正式開展工作。瞿秋白說：　“我們到這裡（指廣州）來是為了恢復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別委員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頁。

1926年5月15日，在蔣介石的提議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開幕。會上，蔣介石以“消除疑慮，杜絕糾紛”、“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為由，提出“整理黨務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和發展，排除異己，使他達到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目的。會上，張國燾根據中央的既定方針和鮑羅廷的要求，對蔣介石採取了妥協政策，強迫大家簽字接受“整理黨務案”。

蔣介石終於如願以償。他不僅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且將取代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譚延閭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靜江也控制在自己手裡。

野心勃勃的蔣介石從此有了飛黃騰達的資本。而為蔣介石鋪路的，不僅有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張國燾，而且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等人。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就是在得到鮑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