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現階段，較高位置的階層的利益增進同主要群體生活處境的改善兩者之間不但缺乏具有積極意義的相關性，相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向意義的相關性。換言之，前者的利益增進不僅沒有改善後者的生活狀況，反而在不小的程度上相對惡化了後者的生活狀況，這突出表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等方面。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社會財富過度地向社會上層聚集。這一點，從基尼係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體所佔有的財富比例等幾個指標中可以比較清晰地顯示出來。其一，基尼係數上升速度很快。基尼係數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這樣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在所有國家當中是最大的。由於統計口徑的不一致，人們對於中國現階段基尼係數的判斷有些差別，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基尼係數在以上。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資料得出結論，1995年至2002年，中國個人財產分佈的基尼係數從上升到，上升幅度高達近40％。又如，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調查大陸的基尼係數是或左右。其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按照國際一般的情況，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1000美元階段，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倍顯然，中國的這一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並且呈現出不斷增大的趨勢。從近幾年的具體資料看，1998、1999、2000年這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倍和倍，2002年達到倍。這是一般的統計狀況。根據國家統計局專家的看法，如果再進一步地具體化，情況要嚴重得多：如果扣除農民用於生產的費用，再把城鎮居民享受的一些福利也考慮進來，那麼差距就更大，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6∶1。其三，富裕群體所佔有的社會財富比例迅速提高。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

（三）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在中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現象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而且，如果不以大力度的措施予以應對，這一現象甚至會呈現出一種加速度加重的情勢。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15）

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習慣或是潛規則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固化的情形，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佔有與分配的公正狀況，影響著社會階層之間的互動形式，並最終加劇了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

社會公共資源被挪用、擠佔、浪費的現象比較嚴重。誠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談及的那樣，中國現階段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存有偏頗之處，即不是定位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而是經濟型的政府，於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嚴重缺位，大量的社會公共資源被用於經濟方面而不是基本的民生方面。再者，在盲目追求　GDP增長的情況之下，政府的政績觀也往往容易陷入諸如膨脹經濟水分、過分維護地區利益和形象、相互間模仿和攀比等誤區。比如，為了呈現出本地繁榮的經濟景象，不少地方熱衷於建造一些超出負擔能力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擴建城區、修建城市廣場、擴充套件各種形式的開發區，等等，為此透支了大量的公共資源。這樣一來，必然會直接損害民眾的基本權利和基本利益，比如對被拆遷市民和失地農民的低額補償，甚至就連不少從事城市建設的農民工的工資也被剋扣。據海南省建設廳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屬於政府拖欠，政府已成為了拖欠工程款的大戶。

社會公共資源的不公平分配現象也比較明顯，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從縱向（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上級的財政狀況要好於下級的財政狀況。許多基層機構的財政能力幾乎枯竭。就同社會弱勢群體的關係而言，基層機構最為直接，責任最大，同時也往往是最無奈的。同上級部門相比，現在許多基層機構的財政能力是極為窘迫的。1998年，農業部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