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又在試圖扮演一個“經濟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業家群體以及相關職業群體的位置。無論是“全能型政府”，還是“經濟型政府”，儘管都曾具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但是都不能夠適應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國社會。

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社會，政府是透過公共投入等途徑來履行自身職責的。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滿足公眾的需要，而公眾的需要是分為不同層面的，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梯度性排列情狀。其中，公眾的基礎性需要也就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是最為重要的需要。所以，就公共投入的順序而言，應當以民眾的基礎需求為基本著眼點，應當以基本民生問題為優先發展物件；而且，公共投入應當是為社會成員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費物品，而不應當是“奢華”的公共消費物品。反觀中國現實社會中公共投入的優先順序，呈現出一種顛倒的狀況，十分不合理。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直接關乎基本民生的頭等大事，但是由於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錯位，我們國家在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卻小得可憐。同世界主要國家的情況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見表1，略）。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7）

再以扶貧解困為例，2003年是公認的對城市貧困群體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930萬個城市居民家庭、2　萬人的城鎮居民直接受益，進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範圍。即便如此，實際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億元。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另一方面則是不合理、比重過大的公共投入。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我國的行政成本過高，國家財政在一般公務方面的支出比重過大。我國政府在一般公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高達，這在各個國家當中是最高的（見表2，略）。20世紀90年代末，全國有350萬輛公務車，一年耗費3　000億元之巨。另外還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國家在一些屬於“豪華”性基本建設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來國家花費了12　000億元左右的資金建成了30　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各地擬斥資2　000億元建設城市地鐵，上海準備投入4　000億元以上的資金迎接世博會，等等。我們並不是說這些專案都不重要，而是說這些專案的重要性遠遠比不上類似於社會保障、扶貧解困、義務教育以及公共衛生等那些直接關係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社會群體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面臨著大量的風險因素和不確定性因素。所以，一個社會的正常存在和順利發展，有賴於一個前提的存在，這就是社會安全網。而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又有賴於公共投入的力度和投入結構本身的合理與否。無疑，中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問題之所以出現並日益嚴重，原因有很多，財政總實力的不足固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更為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身定位的錯位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顛倒。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的主要表現

中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同時經受著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雙重困擾

一般來說，在經濟水準比較落後的國家與地區，貧困問題多體現在絕對貧困方面；在經濟水準比較高的國家與地區，貧困問題則多體現在相對貧困方面。貧困的測量基於資源和需要的比較，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擁有的資源低於貧困底限，那就是貧窮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測量首先取決於貧困標準的確定；其次取決於等價尺度，亦即對於相對貧困來說，適用於不同人群的貧困線在哪裡需要調整。

1978年以前，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社會成員處在一種“皆貧”的狀態之中。在當時，經濟十分落後，這就不可能使大多數社會成員擺脫絕對貧困的狀態；而計劃經濟體制與極“左”思潮的合二為一，又使得中國社會成員的收入與消費水準呈現出一種“整齊劃一”的情形。於是，整個中國社會便表現為平均化的絕對貧困，就總體而言，相對貧困問題並不是很明顯。世界銀行在對農戶的純收入和城鎮戶的生活費收入加以調整後，估算出中國1981年的基尼係數為。而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迥異於大多數國家與地區以及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目前中國既存在著一個較為龐大的絕對貧困者隊伍，同時也存在著人數日益增大的相對貧困者隊伍。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