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描寫的貧農姑娘雙眉，是土改中湧現出來的一個非常能幹的積極分子，她熱情潑辣，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時急躁冒進、脫離群眾。總之，這是那個年代人們常見的那種具有“暴風驟雨”氣息的人物。正是在這個人物身上，黨支部書記李三（他是一個兼會木工手藝的勞動能手，非常正派、樸實）發現了一種潛在的危險。當時土改已接近勝利，在開會和下地勞動時，雙眉手裡總是提著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黨，李三就從這裡談起：“眉，我們說個笑話。就說那些日子你手裡提的青秫秸吧，提著那個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你說有什麼用？在鬥爭大會上，我拿它訓教那些地主富農；在地裡訓教那些落後頑固隊！”

“可是，我看見你帶領婦女大隊，手裡也是提著那個傢伙。”

“我沒有打過農民！”

“我見過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黃梨的鼻子上。”李三說，“一舉一動都要分個裡外碼才行！”

“那是我一時性急。”雙眉低頭笑了。

李三說：

“經過鬥爭，群眾的認識提高了，多數的，並不比我們落後。我們再欺壓他們，他們會找機會訓教我們。”

李三在這裡說的，可以看做是孫犁的一種預言，因為群眾“找機會訓教我們”的事件，已經多次地發生了。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後農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揮風和強迫命令風，以及“文革”期間出現的種種事情，就會明白。

孫犁十分嚮往過去那些年在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誠摯、融洽的夥伴關係，所以，當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間十分簡陋的小屋裡動手寫作《風雲初記》的時候，他暫時排開了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詩的暖流，喚起了夥伴的感覺。寫這樣的長篇，他只起了一個朦朧的念頭，“任何計劃，任何情節的安排也沒有做，就一邊寫，一邊在報紙發表，而那一時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樣在我的筆下流開來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說裡，就像生活在夢中，到底不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所以，他想到了下鄉。

1952年冬天，他到安國縣下鄉。他到的村子叫長仕，距離他的家鄉——安平縣的東遼城村有五十華里路。長仕有一座遠近聞名的廟宇，從前香火很盛。他還記得，在他童年時，他的母親和其他信佛的婦女，每逢廟會，便帶著頭天晚上煮好的雞蛋，步行到那裡，在寺院聽一整夜佛號，她們也跟著念。

但孫犁並沒見過當年法事的盛況。他是第一次到這裡來，不只沒有了廟會，連廟也拆了，尼姑也還俗了，那最年輕最漂亮的一個，成了村支部書記的媳婦。

孫犁在長仕住了半年，寫了《楊國元》、《訪舊》、《婚俗》、《家庭》、《齊滿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村居住期間，他曾徒步到博野縣大西章村看望小紅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參加土改試點時呆過的村子，在小紅家住過，並和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紅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個弟弟叫小金。孫犁在他的自傳體散文《〈善閛紀年〉摘抄》②裡，地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家人對我甚好。我搬到別人家住時，大娘還常叫小金，給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麵餅，臘肉炒雞蛋等，小紅給我縫製花緞鋼筆套一個。工作團結束，我對這一家戀戀不捨，又單獨搬回她家住了幾天。大娘似很為難，我即離去。據說，以後大娘曾帶小金到某村找我，並帶了一雙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這一次孫犁到大西章村的專程拜訪，結果卻有些出乎他的預料：“不知何故，大娘對我已大非昔比，勉強吃了頓飯，還是我掏錢買的菜。”這事變得如此乖謬，是什麼原因呢？孫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這樣解釋：“農民在運動期間，對工作人員表示熱情，要之不得，盡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組一撤，臉色有變，亦不得謂對自己有什麼惡感。”以後幾年，小金教書，因為課文中有孫犁的作品，曾寫信求助，並贈大娘照片。孫犁覆信，寄小說一冊，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難責他人。”不過，他還和這一家人維持著聯絡，直到“文革”起來，才斷了聯絡。

乍看起來，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細想來，其中未嘗不隱藏著某種時代悲劇。這種悲劇對孫犁靈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極省的《〈善閛紀年〉詩抄》中不厭其詳地記下了它。

關於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寫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訪舊》。其中有這樣動人的場面：……

院裡很安靜，還像五年前一樣，陽光照滿這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