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探索，明天一個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時代英雄的典型。反覆高歌，年復一年，仔細算算，如果每唱屬實，則我們探索到的東西，突破的點，已經不計其數。但細觀成果，好像又不是那麼回事。這些評論家，也許早已忘記自己歌唱的遍數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評論家加給作家的封誥和桂冠，有時近於江湖相面，只能取個臨時吉利。歷史將按照它的規律，取捨作品。”③

當批評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觀改造的時候，他把這個問題做為創作的首要問題提了出來：“過去，不管作品裡的雞毛蒜皮，評論家都要聯絡到世界觀。這二年（按：作者此文寫於1980年），世界觀這個詞兒，忽然從評論文章中不見了，不知是怎麼回事。人生觀是作品的靈魂，人生觀的不同，形成了文學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顯的如曹雪芹、托爾斯泰。作者對人生的看法，對人生得出的結論，表現在作品之中，這是如何重要的東西，怎麼能避而下談？”①當人們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論，一般人對塑造英雄人物諱莫如深的時候，他坦然而理直氣壯地說：“群眾是喜愛英雄的……文學藝術，應該發揚其高階，擯棄其低階，文以載道，給人以高尚的薰陶。創造英雄人物，揚勵高尚情操，是文學藝術的理所當然的職責。”②他還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圖，男女相依相偎的場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畫面，“或人頭倒置，或刀劍亂飛，或飛天抱月，或潛海求珠”。這時，他常常慨嘆：“時代到底不同了。與‘四人幫’時代的假道學相比，形象場面大不一樣了。但要說這都是新的東西，美的追求，心中又並不以為然。仍有不少變形的、狂態的、非現實的東西。”他指出這些標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實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當有趣。“類似這些作品，出現在30年代，人皆以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斂，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卻被認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漸漸地，終於招惹出是非來了，他不得不宣告：我寫文章，向來對事不對人，更從來不會有意給人加上什麼政治渲染，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來發現，有一種人，有兩大特徵：一是善於忘記他自己的過去，並希望別人也忘記；二是特別注意文章裡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綽綽地看到別人寫了自己一點什麼，就口口聲聲地喊：“這是政治呀！”這是他們從那邊帶過來的老脾氣、老習慣吧？

嗚呼！現在人和人的關係，真像《紅樓夢》裡說的：“小心弄著驢皮影兒，千萬別捅破這張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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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了一點，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後的事了。老實說，我是九死餘生，對於生前也好，身後也好，很少考慮。考慮也沒用……①他所評論的或涉及的當代作家的作品，當然並不限於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這也是一個敏感區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這也正像他自己說的，他寫這些文章，乃是出於至誠，發自熱心，而且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他從直接感受出發，談讀書感想，決不參考別的評論家定的調子。這樣，他談的純屬文章之道、個人見解，而決非成見。再則，他在文章裡提到的作家，無論年齒長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論及的作品，都是看過以後，感到喜歡的。這樣，他由於心裡高興，也就隨讀隨記，志以紀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贊一辭的。這一點，我談到的那些作家，是會一目瞭然的。對於他們，我並自以為有些知己之感。”①他的誠意和解釋，沒有擋住有些人散佈流言蜚語。這些人說：他寫的一些評論文章，是教訓別人，是要別人按照他的主張去寫作。對此，他置辯說：“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撥。無論是青年，老年，誰也沒有權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張寫作，我更沒有那種野心。”

但是，在當今的文壇上，確有那麼一些人，急於求成，匆匆忙忙，想樹立一面旗幟。雖有不少的人為之吶喊，時間也有幾年了，他們那面旗幟，還是沒能樹立起來，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於是，有人又想標立一些新鮮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際），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參加“問題小說”的討論。我回信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問題小說”，平時沒有注意過，更沒有研究過。“問題小說”，難道還有“沒有問題”的小說嗎？文學的旗幟，不是那麼容易就樹得起來的。30年代，有一個楊邨人，他想樹一面“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但費盡心機，無論如何也沒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國的地面上。這很簡單，大地不接受他這面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