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追求的目標，這便是等而下之，求遺老們給死了的長輩靈牌上“點主”，寫個墓誌銘，在兒女婚禮上做個證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猶太人哈同的滿族籍夫人羅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狀元劉春霖，以重禮聘到上海，為他準備了特製的八人綠呢大轎，請他穿上清朝官服，為她的亡夫靈牌點主。當時某些所謂新文人如胡適、江亢虎等人也有類似的舉動。我十五歲時從莊士敦師傅的談話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莊士敦一邊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詩句，一邊又說“不妨看看他寫的東西，也算一種知識”。我因此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有一天，在好奇心發作之下打了個電話給他，沒想到一叫他就來了。這次會面的情形預備後面再談，這裡我要提一下在這短暫的而無聊的會面之後，我從胡適給莊士敦寫的一封信上發現，原來洋博士也有著那種遺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說：

①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諸卿寺的堂官均稱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後來京堂便兼用為三、四品京官的虛銜，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

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面前，佔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從外國人的議論上也受到了鼓舞。莊士敦曾告訴我不少這方面的訊息。據他說，很多外國人認為復辟是一般中國人的願望。他有時拿來外文報紙講給我聽，他後來抄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講過的。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華北每日郵電》上的一篇題為《另一次復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論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經歷一直是慘痛的。今天我們看到，南北都在劍拔弩張，

這種情形只能引出這樣結論：在中國，共和政體經過了試驗並發現有缺點。

這個國家的中堅分子——商人階層和士紳，很厭惡種種互相殘殺的戰爭。

我們深信，他們一定會衷心擁護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確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記，保皇黨是有堅強陣容的。他們對共和體從來不滿，但由於

某種原因，他們近幾年保持著緘默。顯然，他們同情著軍閥的行動，他們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

那些暗地贊同和希望前皇帝復辟成功的人的論點是，共和主義者正在

破壞這個國家，因而必然採取措施——甚至是斷然措施——來恢復舊日的

欣欣向榮、歌舞昇平的氣象。

復辟帝制絕不會受到多方面的歡迎，相反，還會受到外交上的相當大

的反對，反對的公使館也不只一個。可是，只要政變成功，這種反對就必

然消失，因為我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寇。

當然，儘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麼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禍福的，還是那些拿槍桿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裡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軍人便有了較親密的交往。第一個物件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間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後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御製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贈饋張作霖，並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鉻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後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勳復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德麟、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復辟，現在又有了張景惠、張宗昌被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時，我父親曾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系聯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後，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於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後，醇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