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才能，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這是一位英俊瀟灑、有著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的偉人。”他的學生白修德也得出了類似的判斷，他樂於在周公館做客。多年後，都已老去的他們在北京再次見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記憶，一切都已改變。費正清在歡迎招待會上發現周恩來喜悅的面孔下“透出久經磨鍊的剛毅與頑強”，在《自傳》中，費這樣比較周與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按照普遍的說法，出生於1898年的周恩來背叛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與毛和蔣一樣，他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定產物，作為同代人的出類拔萃之輩，他們以悲憤心境目睹著中國在外來勢力前的屈辱，他們都以各自認為正確的方式來改變這種狀態。

周或許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偉大革命者。至今人們仍津津樂道於他在南開中學飾演女性角色的軼事。也是在這所以開放著稱的學校中，他閱讀過《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鳩，接觸了亞當·斯密，中國傳統的歷史書籍也讓他興奮。1919年，他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與其他一些社會主義著作，併為此激動，但他的組織才能比他的理論造詣更高一籌，在天津的學生運動中，他脫穎而出。

儘管斯諾將周描述成“純粹的知識分子”，“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但周對知識本身卻缺乏興趣，充滿胡適在20世紀20年代倡導的“實用主義”精神。他在20年代初的法國勤工儉學時的一位同學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對理論的掌握相當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後，能比我更好地把它們表述出來。我們多次依靠他準備口頭或筆頭的公開宣告，因為一旦他領悟了組織的思想，經過重新表述後，這種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別共同接受。”

可以想見，在一個動盪時期，這種天賦比獨創性更受歡迎。他在26歲成為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28歲時領導了上海60萬工人的*，當時的人們或許沒有耐心傾聽毛澤東用湖南口音講述的農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輕人條理清晰、務實的分析。事實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來始終擁有比毛更高的職位，而他在遵義會議上提供的強有力的支援，更是幫助後者重獲權力。

關於周恩來的性格與內心世界仍撲朔迷離，人們不清楚周恩來在1935年的戲劇性轉變，在此之前，他是*的實際領導人，即使在遵義會議後，他仍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當時決議的手稿清晰地註明：“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在30年代初對毛的批鬥中，他既未參加也未反對。而在1935年之後，周與毛的關係開始正式形成，毛制定戰略創造理論，而後者將之傳達至組織內部與外部世界。周的天才表達與組織能力，與毛天馬行空式的思維，互補映襯。　。。

毛澤東與周恩來（3）

與毛澤東與蔣介石不同，周恩來小心翼翼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前二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了暢銷書作家，他們的版稅都超過了他們的元首職務津貼。儘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傳卻缺乏個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會將之僅僅視作毛的各項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那樣，在1972年會見毛澤東時，他將周描述成毛周圍的“一位笨拙的小學生”。但周與毛的關係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復雜，更相互依存。《亞洲週刊》在回顧20世紀的亞洲偉大領袖時，稱周恩來是始終的第三號人物。儘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輕5歲，在毛掌權後，卻從未成為第二號。但是，在*歷史上，他在最高領導層的時間卻無人匹敵。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著曾經的同志一個個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卻保持了下來，成了中國政治歷史上最著名的“倖存者”之一。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的噩耗在中國人心中激起的巨大震動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個人品質，在深具道德判斷傳統的中國，周的品行符合了中國人的接受心理，儘管這種心理文化正在因*而備受摧殘。《紐約時報》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短短几句話概括了描述了受人敬愛的周總理：“他事無鉅細，對人和藹可親。在長征途中，他親身把傷員輕輕扶上擔架，惟恐別人的手用力太重，當他得知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醫院裡奄奄一息而身旁沒有任何親友陪伴時便大發雷霆；在他晚年動盪的歲月裡，晚上他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