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帳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日升昌沒有這麼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麼做。他們所做的是隻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摺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和其它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歎。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