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蘭學”實踐已經進行了200餘年！

從1603年開始，日本德川幕府便連續五次釋出“鎖國令”，從此日本對世界垂下了“鎖國”帷幕長達二百餘年……但日本人對西洋其實是“鎖而不死”，留有餘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鎖國”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縫隙——允許長崎作為一個通航的港口來與中國和荷蘭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國內的西方學派——“蘭學”的學者們就是透過這樣一條小小的縫隙來如飢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進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將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翻譯成日文為標誌，“蘭學”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紀初，日本已經有了一批開始嘗試在日本推行西方社會制度的“蘭學家”，而諸如薩摩、長洲等強藩已經開始著手編練西式軍隊，設立鍊鐵所等西式工廠……

而到了1854年的美國海軍少將佩裡率軍入侵日本的“黑船來航”事件後，就連當初最為排斥西方的德川幕府都開始進行西式革新，就在1854年，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國駐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導下，進行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的大範圍改革。如設立講武所，以教習西方軍事學術；並在1862年開始推行全面的軍事改革，開始向荷蘭派遣海軍留學生，除學習海軍外還涉及西方之政治、醫學的諸多方面，而此時中國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林義哲協助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極力促成的留法幼童中的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出生……

即便幕府已經如此舉措，在長州、薩摩等一干早就在“蘭學”中嚐到了甜頭的各地強藩看來，幕府的開化步伐範圍還是太窄，步子還是太慢！在與幕府之間就究竟應該是“尊王攘夷”還是“公武一體”的漫長爭論毫無結果後，這幫子忍無可忍的“維新志士”們乾脆直接拔出刀子把幕府中那個名不副實的“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趕下了臺！

由此可知，明治維新表面上好象是劃時代的巨大變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擺在一個已經規模初具的低層機構上頭而已！所謂的船小好調頭，因此當明治政府上臺後頒佈《五條誓文》以開始全面推行變法圖強後，其國運之蒸蒸日上便不過是水到渠成之事！

“你說的是……”恭親王喃喃自語道，“若真能痛定思痛而革故鼎新，定會收如此富國強兵之效！較之倭人之維新，我之所謂洋務，不過小修小補的粉飾而以！長此以往，國力此消彼長，若兩國有朝一日當真開戰，我大清恐難有制勝之機啊……”

對面的文祥看著恭親王，眼中已全是敬意——眼前的“鬼子六”雖已不復當年的風采，卻能坦然承認今日之中國不如日本之處。在此時的中國，有這樣眼光和胸襟的人，可以說何其少也？

“六爺看得如此清楚，果真是明見萬里！”文祥嘆道，“人言咸豐諸王之中，以六爺為才智第一！今日方知六爺果有過人之明，六爺君子坦蕩，目光如炬，在下佩服！”

恭親王聽了卻不言聲，只是恍恍地望著窗外，半晌才道：“看得清楚便又如何？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十餘年有如一夢，醒來時人去樓也空。文相，心氣兒再高，時運不濟，也是難有指望的……”

聽了恭親王的肺腑之言，文祥也禁不住感嘆起來。

他當然明白，恭親王的這句“時運不濟”感慨是因何而來。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前共有三後九子，長子薨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而二、三兩子幼殤。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後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擰，即後來的咸豐皇帝。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在後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后的靜皇貴妃生皇六子奕忻。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初九，時年三十三歲的皇后駕崩，道光皇帝親自為其定諡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後，道光帝未再立後，於是奕忻的生母以皇貴妃的身份成為了六宮第一人，而年幼的奕擰也交託給皇貴妃撫育。也許是年齡相仿，兄弟倆的感情十分親密。

奕擰和奕忻雖還沒有爭奪帝位的念頭，但他們的老師杜受田與卓秉恬卻早已開始在暗中進行著較量。

二百五十六章恭王心路

奕忻的老師卓秉恬生前長期擔任大學士，歷任兵部、戶部、工部尚書，死後諡為“文端”，是一位才德皆備的老臣。卓秉恬的性格也在言傳身教中極大的影響了奕忻。奕擰的老師杜受田雖然職位較低（當時只是從二品但擔任上書房總師傅），但在處事與琢磨道光皇帝心思的方面，卻勝過卓秉恬甚多。

一次，道光皇帝率眾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