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萬美元上升到2600萬美元。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花旗銀行從發展中國家賺取的利潤佔到其總利潤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銀行宣佈賣掉6億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資產，其實這些資產都是透過放貸巧取豪奪而來的。

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1982年，阿根廷獨裁軍政府垮臺前透過央行宣佈，將吸收大型跨國企業與國內公司的債務。這意味著：福特汽車阿根廷公司、大通銀行、花旗銀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和賓士汽車公司等金融與工業寡頭將繼續擁有它們的資產和利潤；即便不考慮債務的利息，當地平民也要無償轉移給它們200億美元的補貼。

發展中國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絕償付剝奪它們經濟主權的鉅額債務。但是，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威懾與政變恐嚇的威脅下，沒有哪一個政治領袖敢於冒險觸犯美國金融寡頭的利益，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只能遵守華爾街、華盛頓與國際金融機構的遊戲規則。所謂的國際金融機構IMF與世界銀行也被美國和芝加哥學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結構調整計劃——經濟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貿易。每一個向該基金要求鉅額貸款的國家，都被要求全面服從該計劃。

阿根廷是一個結構調整的典例。阿根廷有豐富的能源、農業自然資源，曾是富有的發達國家之一。20世紀初，法國人有句俗語：“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時，阿根廷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歐洲國家，而不是拉美國家。經過芝加哥學派幾十年的折騰之後，該國陷入債務危機，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銀行的要求進行調整。到1994年，90％的國營企業已賣給美國與歐洲的金融與工業寡頭，包括花旗銀行、波士頓銀行、法國蘇伊士公司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大約70萬名所謂的“特權階級”——國有企業的員工統統下崗。阿根廷出售國有企業獲得了300億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債卻猛增了1200多億美元。意味深長的是，所謂IMF和世界銀行對阿根廷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計劃竟然出自摩根銀行和花旗銀行之手。在金融大鱷的指導下，阿根廷都已經成了金融危機專業戶。

與此同時，阿根廷官僚階層依附於國外金融與工業寡頭，貪汙橫行，腐敗氾濫，社會財富喪失殆盡。1993年，美國與西歐資本控制的企業達到全國企業總資本的34％。到2000年，這一比例升至80％，阿根廷喪失所有的大型民族企業。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銀行中，8家屬於國外資本控股，包括花旗銀行、紐約銀行、波士頓銀行等美國銀行。2002年，社會貧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有數百名兒童餓死。2009年4月，阿根廷中央銀行董事奧·康奈爾接受中國記者訪問時無奈地哀嘆道：“中國能從阿根廷學到的，就是不要學阿根廷。”

對於美國來說，發展中國家只能發展不能發達。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烏拉圭的嬰兒死亡率從28％上升到32％，巴西則從66‰上升到74‰，秘魯的傳染病發病率增加了2倍之多，玻利維亞40％的人不得不依靠交易毒品來維持生存，非洲國家用於還債的錢是投入到衛生醫療事業上資金的4倍。再回過頭看看智利。1988年，智利45％的人口處在貧窮線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2007年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8不平等的國家。2009年，智利的貧困人口增加了15。1％，仍然把持著拉丁美洲最不平等國家的“寶位”。2006年12月，大獨裁者皮諾切特一命嗚呼。而美國寡頭控制的《紐約時報》卻稱讚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讚揚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蹟”。這確實是奇蹟，不過卻是美國全面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奇蹟。

離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頭的合謀

發展中國家大多是農業或工礦業的初級產品生產者。許多初級產品是由美國的公司和當地莊園主的種植園生產的，初級產品的加工與銷售由歐美的公司主導與控制。對於歐美尤其是美國來說，對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控制極為重要。

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一躍而成為工業化的國家，速度之快絕無僅有。很多發展中國家以此為榜樣採取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廣泛應用經濟計劃和管制手段。例如迦納的沃爾特河治理工程專案，包括阿科松博大壩的建造和鍊鋁熔爐的建立。建大壩是為了形成世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