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力量的暗中阻撓，他們擁有強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們本可以成為富裕的國家，現在卻身陷貧困。我們到處尋求貸款和援助，實際上卻是最大的資源出口國。

而良心卻在利益面前被拋棄了。中情局耗費巨金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戰，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蘇聯間諜，工於心計的陰謀家，斯大林式的獨裁者。1973年9月11日（與幾十年後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稱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劃下，控制著軍隊和警察的智利將軍皮諾切特，攻佔不設防的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總統府。阿連德被擊斃，智利被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控制。“叛徒們勢力強大，他們能夠消滅我們，但是不但阻止社會進步……歷史屬於我們！”——這是阿連德總統臨終留言。隨後，3200人被迫害致死，8萬多人被監禁，還有20萬人逃離智利。

發展中國家只能發展不能發達

弗裡德曼及其弟子們終於派上了用場，不是在美國而是在發展中國家。1975年3月，弗裡德曼訪問智利。智利媒體像吹捧國際娛樂巨星一樣地吹捧他。弗裡德曼的每句話都登上報紙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皮諾切特在給他的私人信件中表達了獨裁者對弗裡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了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的高階經濟顧問、經濟部長和央行總裁，建立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近乎免費奉送；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對外國進口開啟大門，撤除關稅保護；削減政府支出，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價格管制。

結果，1974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由阿連德時代的2％攀升到20％，通貨膨脹率高達375％。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政策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品，民族企業大批關門，饑荒四處蔓延。到1982年，智利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亞和厄瓜多等許多發展中國家也與智利如出一轍。美國首先是脅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國家領袖們屈服或下臺。如巴拿馬陶立總統以及厄瓜多傑米總統，他們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職。如不奏效則採用暗殺手段。如1960年剛果的盧蒙巴、1969年莫三比克的蒙德拉納、1973年幾內亞的卡布拉爾、1980年聖薩爾瓦多的羅梅羅、1983年菲律賓的貝貝尼奧·阿基諾、1982年南非的魯思·福斯特都死於暗殺。暗殺若沒效果，則像智利一樣發動政變。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1971年烏干達的米爾頓政權和1965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透過種種手段，在20世紀60～80年代，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被美國扶持的獨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學派的弟子們則紛紛執掌這些國家的經濟大權。

歐佩克國家儲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間約有4500億美元都存放在華爾街控制的銀行系統。這些錢很多都被借給智利、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與南斯拉夫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給這些國家輸血。

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把利率提高到21％，並一直維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債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非洲的奈及利亞的債務從90億美元激增至290億美元。智利外債則達到140億美元。阿根廷債務從獨裁軍政府上臺前的79億美元膨脹到下臺時的450億美元，到1989年達到650億美元。300萬人口的烏拉圭的外債從獨裁軍政府上臺前的5億美元暴增到50億美元。巴西外債從1964年獨裁軍政府上臺前的30億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億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舉借更多的債。當然這種債務的惡性迴圈需要一些花言巧語來掩飾，比如債務重組、滾動貸款、追加借款、債務償還計劃等。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從1973年的1300億美元漲到了1982年的6120億美元，到2006年竟達到了3。2萬億美元。

包括智利在內的大批發展中國家經濟瀕臨崩潰。但作為金融利益集團與大工業寡頭代言人的芝加哥學派卻狡辯說，問題並非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上，而是理論執行得不夠嚴格。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價格水平的政府幹預。其實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國金融與工業寡頭。花旗銀行在1972～1974年之間從拉丁美洲得到的淨收入從800萬美元躍增到2900萬美元，同期從南亞、中東和非洲賺取的利潤從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