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書，說將來回北平還要贖回來。自那時起，聞一多一家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爾買塊豆腐，就算改善生活。甚至到了為節省炭錢，在寒冷的冬天他每天清晨都帶孩子們去河邊洗臉，處境非常艱難。對於聞一多這一時期的生活，梁實秋回憶說：“因為我於抗戰期間在重慶，對於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過每次楊金甫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時候，他總是告訴我一些有關聞一多的事，主要是說他生活窮苦。抗戰期間除了那些有辦法的人之外誰又不窮苦？一般的公教人員誰不是按月領取那兩鬥平價米？不過一多好像是比別人更窮苦些，因為他家裡人口多。”梁實秋的回憶確為實情，當時西南聯大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艱難，就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也和潘光旦、袁復禮等教授的夫人合制起糕點，起名為“定勝糕”，拿到冠生園去寄售。而聞一多因家累較重，經濟困苦尤顯突出。

“何妨一下樓主人”（2）

聞一多像

為解決全家的生活困難，聞一多不得不到中學兼課和掛牌治印。在一份現存的《詩文書鐫聯合潤例》中，有聞一多與楊振聲、馮友蘭、鄭天挺、羅常培、陳雪屏、唐蘭、沈從文、彭仲繹、浦江清、羅庸、遊國恩共十二位教授“開源之道”的廣告。上面寫著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兩百元。聞一多治印收件，開始是委託幾家城裡的筆店，朋友們也熱心幫忙，沈從文就曾介紹過不少顧客，《自由論壇》還為他免費刊登廣告。一時間聯大教授掛牌賣字治印成為昆明城內街談巷議的熱點話題。有關此，聞一多曾在一封家書中作過這樣的記述：“弟之經濟情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清高的傳統，向以談錢財為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儘管生活困苦，聞一多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保持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清高。據友人回憶，1940年，聞一多在昆明晉寧縣，與縣衛生院院長王子翰時有來往。當時昆明市市長陸亞夫、前河口督辦郭玉巒等官員和晉寧縣縣長趙書翰都喜歡和文人交往，曾請王子翰出面請聞一多吃飯、寫字。聞一多卻說：“我是研究文學的，我研究的東西他們不懂，我也不願意同這些官吏紳士來往。”聞一多在晉寧一年，始終沒有和這些人打過交道。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聞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掛牌治印謀生活所需，其內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衝衝地責問聞一多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淡淡的一句話，想來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只要是來救火，都可以共事”（1）

抗戰期間，聞一多不僅生活境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思想和生存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到了抗戰的後期。在許多人看來，聞一多的轉變簡直就是一個謎。無論是從聞一多出身清華和留學美國的背景來看，還是從他的自由主義立場來分析，似乎都找不出聞一多非要走上現實政治的理由。事實上，我們要認識到聞一多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對理想的政治生活感興趣，但對現實政治卻沒有興趣，實際上也沒有能力參與。而且作為一個深受傳統影響的知識分子，聞一多一直對參與實際政治保持著警惕，他有著中國學者普遍的清高，認為政治家都爭權奪利，道德上低劣而不可仿。聯絡抗戰之初聞一多拒絕就###事以及抗戰前他對羅隆基的指斥，這一點應該是非常清楚的。無論我們有著怎樣的疑惑和不理解，聞一多確實是轉變了，他走出了書齋，衝上了街頭，那樣的迅猛，那樣的激烈！

要精確地判斷某人思想變化的起點是不可能的，同樣我們要尋找出聞一多思想轉變的起點也不現實，但是我們可以從紛繁複雜的事件中尋找出聞一多發生轉變的一些關鍵點。1943年，一個看似偶然的事情，觸動了象牙塔中的聞一多。當年春天，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該文以保守的民族主義立場，詆譭“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攻擊西方的自由與民主，主張以中國的傳統倫理價值重建道德基礎。《中國之命運》一發表，便一石激起千層浪，在西南聯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極大的反感，聯大教授金嶽霖拒絕閱讀這本強制人人必讀的“最高領袖”著作，自由知識分子們“帶著蔑視和受辱的神情稱它為無聊的廢話”。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回憶自己當時的感受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