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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團成員渡河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步行團經過六十八天的艱難跋涉，經三省會二十七縣數百村莊，除乘船車外，步行二千六百餘裡，終於抵達昆明。步行團在長沙時，聞一多好友楊振聲曾對人說：“一多加入步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當兩人再次在昆明相逢時，聞一多笑著對好友說：“假使這次我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中國文人所信奉的古訓，但是這一次浸染了悲壯色彩的文人長征，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胡適曾說：“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是最悲壯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動和注意：師生徒步，歷六十八天之久，經整整三千餘裡之旅程。後來我把這些照片放大，散佈全美。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步行團途中用餐

“國難期間，走幾千里路算不了受罪”（3）

而此次步行團的艱難旅程，對聞一多而言，也是對他心理上的一個巨大沖擊，1940年，聞一多在給學生趙儷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說：“十餘年來專攻考據，於故紙堆中生活，自料性靈已瀕枯絕矣。抗戰後，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與同學少年相處，遂致童心復萌……不知者以為與曩日之教書匠判若兩人，實則恢復故我耳。”

“何妨一下樓主人”（1）

到達昆明以後，“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昆明校舍不夠，聯大文學院和法學院暫設在離雲南四百餘裡的邊城蒙自（後遷回昆明）。聞一多（左）在赴雲南途中1938年8月，聞一多妻子高孝貞攜五個孩子及幫傭趙媽來到雲南，一家人得以團聚。1939年暑假，聞一多開始了一再延遲的學術休假，全家搬遷至晉寧縣。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聞一多開始接替學術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

抗戰初期，因地處邊陲，遠離戰火，相較於北平、武漢和長沙等地，蒙自簡直就是一個動盪中的桃源。對於在蒙自的環境，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學術環境，聞一多都是比較滿意的。儘管此時不時傳來的都是一些戰局不利的訊息，但此時聞一多對抗戰的前途還是比較樂觀，其心境也較為平和。儘管比清華園的生活要艱苦許多，但聞一多卻幾乎是在延續著清華園的生活狀態。對聞一多而言，作為一個學者共赴國難的最好方式就是堅守自己的崗位，潛心於學術。1938年5月，聞一多在給友人張秉新的信中說：“蒙自環境不惡，書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詩經舊稿，索性積極，對國家前途只抱樂觀。前方一時之挫折，不足使我氣沮，因而坐廢其學問上之努力也。”自從來到蒙自後，聞一多就一直埋頭於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同事鄭天挺曾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後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猶之古人不窺園一樣，是形容他的讀書專精。”後來文學院遷回到昆明，羅庸在一次學術講演會上講起這件事，結果“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傳遍整個校園。作為一個學者，聞一多在抗戰初期並沒有走上街頭從事實際的社會活動，而是埋頭於學術，這一行為的背後至少意味著兩點：首先這種專心學術的行為是聞一多在國難時期對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生存方式的選擇和堅守；其次，這種姿態也意味著聞一多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同時也多多少少可以說明至少在此時聞一多對國民黨政府還是抱有希望的，還沒有徹底失望。

雲南聞一多故居

生活畢竟不能高蹈於雲端，日子是現實的，是關乎柴米油鹽的瑣碎。沉潛於學術的聞一多當然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日子，面對曠日持久的戰爭所帶來的生活壓力。自1939年開始，由於物價上漲，聞一多一家的生活開始陷入困窘之中。為了節約，家中食用的麵粉不得不靠買來小麥自磨自篩，聞一多所吸的紙菸也不得不改成了自制的旱菸葉菸捲。1940年夏，聞一多結束學術休假後，全家從晉寧搬到昆明。物價進一步暴漲，聞一多一家的生活更加艱難。因幣值下降，聞一多一個人的薪水難以養活八口之家，常常被逼提前支薪或向友人舉債以解燃眉之急。為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聞一多不得不開始變賣衣物，甚至好不容易從北平帶出來的幾部古籍他也不得不忍痛賣給了學校圖書館。把書送走時，聞一多滿腹辛酸，他讓館員保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