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

我們的許多同志不知道民間文藝也有著作權，更不知道如何保護民間文藝的著作權；國外的使用者是知道的，但是既然我們不知道，他們也就裝著不知道。他們帶著攝像機，在雲南、廣西、西藏、新疆周遊一圈，拍攝了我國少數民族許多富有特色的民族歌舞，帶到國外以後賣錢。

我們的同志哪裡知道這裡也有個權利問題？看到洋人來了，樂滋滋地搭臺子，拉班子，分文不收地表演，巴不得讓人家多拍幾盤帶子。如果提醒說；別演了，你們面前的洋人是“海盜”。恐怕許多同志會翻白眼，以為是瘋子在呼喊。其實，那些洋人真是“海盜”，他們專門盜取沒有著作權保護的國家的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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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的共同遺產

·　嚇人的大帽子——向帝國主義屈服 ·　版權沒有姓“資”姓“社”之分 ·　國外版權受本法保護

版權立法工作經過兩年的停滯之後，於1989年重新提到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的議事日程。

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了這個法律草案。

儘管在會議上沒有當即宣佈透過，但在幾天之後，便採取傳閱批准的方式，批准將這個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透過。

版權立法的這種進展，表面上看，是科學算帳的結果，即從人們心頭卸下了那六億美元外匯的沉重包袱。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場思想鬥爭的結果。

這場鬥爭的實質，是建立一個對外開放的版權保護制度，還是制定一個與外國隔絕的封閉式的版權保護制度。這是涉及到版權制度全域性的根本性問題。其結果將導致產生兩種根本不同的版權法。

曾經有一些同志認為，著作權法是國內法，不應該提及外國人的事。他們說：“咱只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的事，只管十一億六千萬中國人的事，外國人的版權不必考慮。”

如果是在十八世紀，這種意見也許能夠行得通，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情況不一樣了。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交通和通訊的發達，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國與國之間的距離縮短。文化藝術和科技作品作為一種無形的智慧財產權，一旦發表便可超越國界進行傳播，任何人都阻擋不住。閉關鎖國已不可能。中國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須讓世界走進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對國際社會開放的版權保護體系。

儘管這些道理很明白，一提起保護外國人的版權，一些同志從感情上就接受不了。

他們說：“什麼外國人？還不是美國及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揮舞版權的大棒，敲我們，壓我們，完全是一副帝國主義的嘴臉！保護外國人，實質上是向帝國主義屈服！”

這頂帽子可真是挺嚇人的。

堅持把保護外國人版權的條款寫進中國著作權法的同志，似乎成了帝國主義的奴才。這樣的大帽子，如果是在“文革”那種瘋狂的年代，能把人壓死。

但是時代變了，中國人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越來越明白自己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員。

不錯，版權保護一開始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版權的雙邊保護和國際保護一開始就是由西方一些大國操縱的。它對這些大國的智力成果有利，對發展中國家則是一種約束。但是，表面上看版權國際保護維護的是大國利益，但實質上，它是在維護這些國家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創造者的利益，是在維護為世界創造著燦爛文明成果的智慧源泉的利益。正因為如此，版權的國際保護，從一開始起，就並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政客們的主張，而是這些國家的文學藝術家、科學家們的主張。它是在雨果、左拉、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直接推動下建立的，是他們留下的另一種傑作。

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不斷提高，他們要求改變不合理國際版權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任何大國都不能無視這種呼聲。無論是雙邊保護，還是國際保護，都不斷完善，增加了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條款。

我們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版權保護已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並遵循的國際準則，誰想進入國際大家庭，都必須遵守這些準則。

這些話，我們現在可以放心大膽地說，但在當時，它很容易被人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一位學者就被人扣過這種帽子。直到今天，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有人指著他的鼻子厲聲斥責時的情景。

那聲音說：“你一口一個共同準則，還有沒有階級立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能有共同準則？社會主義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