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形式的對話是認真又細緻的。老白招呼著參加對話的人落座，趙鑌已開啟錄音機和筆記本，準備記錄對話實況。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穩住了萌動的“火山”（8）

工人們中，除任長民這樣的老師傅外，還有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與三十來歲的青年人。

對話整整進行了三個鐘點，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煩事有兩件。第一，工人們要求清查總經理合達賁的賬目，核實企業資產流向，將合達賁逮捕法辦，綁赴刑場槍決；即使槍決不了，至少要判個無期徒刑。工人們就這樣，在並沒有掌握合達賁確鑿罪證之時，他們就堅信，合達賁的滔天罪惡是千真萬確的，關鍵是政府處理不處理的問題。工人們的這一條要求，我只能說一些套路上的官話，向他們解釋，怎麼懲處合達賁，是需要證據的。執法機關只能根據證據進入法律程式，定奪他的罪行。作為政府，是不能包辦替代執法機關的職能的。

工人對我的話並不滿意，他們想聽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盡致的答覆。倘若我不負責任地說：“好吧，合達賁罪惡滔天，罄竹難書，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門立即將其逮捕，執行槍決。”那麼工人們會當即振臂高呼“領導萬歲”的口號。可是，那是不可能的。當時就有人直率地問我：

“俞市長，聽你的話音，到現在還沒有確定合達賁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麼說‘怎樣懲處合達賁，是需要證據的’這樣的話。難道說一個好生生的企業都叫他搗垮了，廠裡的幾千號人都沒了飯吃，他合達賁仍是花天酒地天天*著，這還不是他犯罪的證據？你們還要什麼樣的證據？還要等他把整個Q市都*光了再槍斃嗎？”

我很清楚，為什麼許多領導人物，都不願意面對面地回答上訪者的一些質問。通常在這種場合，來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一種偏激情緒和沉澱長久的積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氣發洩的物件（像我這樣職位的人），當然就不擇方法地狂轟亂炸，怎麼痛快怎麼說，怎麼刺激怎麼講。作為領導，當然應該理智，也應該理解他們之所以會如此“蠻橫”的由來。通常還是政府的工作沒有做好，至少是對該處理的事端沒有及時解決，甚至是採取了慣用的推諉、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間和承受時間全部耗幹用淨，到他們天天要罵娘造反的份上，才姍姍出場過問這早就該解決的實際問題。人家還能講方法講政策嗎？還能冷靜地、理智地、溫和地、不緊不慢地道來個中苦楚嗎？想到這些導致工人們窮急橫生的原因，我的心態平靜多了，對他們看似過分的過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種理解和同情。正是這種情愫，使我在這樣的短兵相接的場合，沒有失去應該保持的理智和一個市長的風度。本來我就是有備而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情都做了判斷和精神準備的。特別是有韓鑫保駕，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現了預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壞不到哪裡。也許正是這種因素，儘管開始的對話不大順暢，但是在以下雙方交流磨合中，他們的火氣還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們要求腳踏車公司不能破產，要求政府改組公司領導班子，現任班子的成員，必須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能不是個難題。工人們提出的問題，不是我一個人能立即回答的，儘管我是市長。企業破產與不破產，能破產不能破產，都是有具體規定的。倘若腳踏車公司經過審計已經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誰還敢繼續支援它，哪家銀行還會貸款給它。舊債都還不了，再借錢給他，那錢肯定是扔到爪哇國啦。至於改組公司領導班子，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還存在，原總經理合達賁他們又確實出了問題，是可以改組。可是，這類問題都是領導班子集體決策的事，並非某一個人可以隨意答覆許諾的。面對工人代表們張張熱誠、期望、誠實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絕回答，用無可奉告的冷酷語言去熄滅他們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漢語詞典的大千世界裡，尋覓著一種既不毀滅工人希望，又不弄虛說謊的詞語。但是這種東西，雖然善良，卻不乏圓滑；雖不是謊言，卻混濁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卻有極大的伸縮空間。工人們想要的是開門見山的表白，一針見血的承諾，板上釘釘的結論。此時，我卻不能為他們一時的高興，來滿足這種強烈的渴望。為什麼？

工人們等待得太久了，當官的出場太晚了。

決定生死命運的會議（1）

新的一年元月的最後一天，Q市潛水區的“桃花源山莊”突然貴人云集，高朋滿座。其中有Q省省委吳書記，還有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