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當然不會厭煩；路遠，司機也處之泰然，不說半句怨言，連眼都不會眨一眨。司機從來不問是到什麼地方去。一上車，座客指揮，司機遵命，一言不發。一下車，五元鈔票一遞，各走各的路，仍然是一言不發，皆大歡喜，天下太平。

說到乘出租汽車，我也可以說是一個老行家了。在許多城市，我都乘坐過計程車。香港是規規矩矩的，無可指摘。在深圳，在廣州，在北京，你有急事，站在馬路旁邊，“望盡千車皆不是，市聲喧騰單車流”。偶爾有空車駛過，如果司機先生想回家吃飯，或者別的公幹，或者興致不高，你再不拼命招手，他仍置若罔見，掉首不顧，一溜煙駛了過去。忽然有車停下，你正心花怒放，在深圳和廣州，有的司機可能問你是付人民幣還是付港幣。如果是前者，他仍然是一溜煙駛走。有的司機先問到哪裡去，太近不行，太遠也不行。不遠不近，得乎中庸，勉強成交，心中狂喜。如果你真有急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又適逢非中庸之道，或者時間不合適，則你無論怎樣向司機懇求，也是無濟於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車風歷亂飛”，司機都成了參禪的大師。勉強上了車，有計程器，偏又不用，到了目的地，狠狠地敲你一下竹槓。老百姓的口頭語說：“聽診器，方向盤，人事幹部，售貨員”，都是惹不起的人物，難道其中就沒有一點道理嗎？

反觀延吉的出租汽車，你能說他們的道德水平不高嗎？可是，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氛圍中，你能說他們不“怪”嗎？

但是，我憑空替他們擔起心來。人口這樣少，而汽車又這樣多，他們會不會賠錢呢？我懷著疑慮的心情，悄悄地問過一個出租汽車司機，每個月能掙多少錢。他回答說：“三四千元。”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說不定還打了點埋伏。

接著又來了問題：一千二百個出租汽車司機，每人每月掙三四千元，加起來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延吉人能出得起這麼多錢嗎？延吉朋友告訴我過，這裡工業並不發達，農業也非上乘，按理說延吉人不應該太富。可是，你別慌，這個朋友一轉口又告訴我，延吉人幾乎口袋裡都有鈔票。這就夠了。若問此錢何處來？據說都是正當途徑。詳情就用不著我們多管了。反正延吉人口袋裡有錢，這是事實。

他們有錢，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三十萬人口的一個小城，竟有卡拉OK一百二十家，還有二十家在籌建中。另有人告訴我，城中類似卡拉OK的茶館、咖啡館之類，有四百家。不管怎麼說，延吉在這方面又佔全國第一了。朝鮮族十分重視文化教育，文化水平可能列全國榜首。他們能歌善舞，名聞華夏神州。他們據說又善於花錢。不是有人提倡過能掙會花嗎？我認為，延吉人算是做到了。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延吉卡拉OK人均數在全國拿了金牌，不是很自然的嗎？

與上面說到的兩件事有聯絡的，延吉人還有一個全國第一，這就是喝啤酒。喝啤酒原是歐風東漸的結果。啤酒這玩意兒大概真是有不可思議的魔力。一傳到中國——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樣——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勢獨佔酒類鰲頭，人們飲之如瓊漿玉液。全國皆然，非獨延吉。然而別的地方喝，論杯，論“扎”，至多論瓶。在這裡則是非杯，非“扎”，非瓶，而是論箱，每箱二十四瓶。看了這情況，即使是酒鬼的外鄉人，也必然退避三舍，甘拜下風，而非酒鬼如我者竟至舌翹不下，眼睜不閉，嚇得魂兒快要出竅了。我在世界啤酒之鄉德國呆過十年。那裡的啤酒不比水貴多少，人們喝起來皆比喝水多得多。我自以為天下之最蓋在此矣。這次到了延吉，才知道自己竟是一隻井蛙。

我們在天山賓館吃晚飯時，鄰近有一桌客人，男的六七個，女的三四個，說中國話，並非老外。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已吃喝起來。我們吃完走時，他們還在吃喝。喝啤酒時真是“飲如長鯨吸百川”，氣勢磅礴。桌上酒瓶林立，桌旁空箱兩隻。喝到什麼時候，地上空箱摞起多高，只有天知道了。我做了一夜啤酒夢。

我在上面講了延吉的三個全國第一。你能說這不怪嗎？

但是，“怪”字是一箇中性詞，決不等於“壞”字。在延吉，我毋寧說，這裡怪得可愛，怪得可欽可敬。有的地方怪得簡直像是小說中的君子國。我覺得，這三怪的背後隱藏著一種非常深刻的意義，它們是與我開頭說的“好”字緊密相聯的。這裡的人熱情豪爽，肝膽相照。我走過全國不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在那裡，漢族成了少數民族。儘管一般說起來，漢族同當地人相處得還不錯，有的好一點，有的差一點，可是達到水*融水平的，畢竟極為稀見。一到延邊，我就向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