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和演劇般，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呀！並且愛戀的花，總是襯著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靜一輩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會，橫臥在一張大床上聊天，廬隱就這揪心的煩悶徵求朋友們的意見。她說：“我倒沒什麼問題，退婚罷了，就是郭夢良不忍拋棄無辜的妻子。”3個好友盡諫諍之責，幾乎眾口一詞：請她慎重考慮。廬隱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離開郭夢良，可又禁不住郭夢良的一往情深。她實在割捨不下。

自古紅顏多薄命——悲情廬隱（3）

1921年廬隱加入了茅盾、鄭振鐸創組的文學研究會。她是第一批會員，登記的序號是13，是繼12位發起人之後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會員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個著作家》經鄭振鐸推薦，已在全國最有影響的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發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創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開始她的文學生涯。

廬隱就是廬隱，獨一無二的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對家人的責難，親朋的嘲諷和世人的唾罵，她竟向郭夢良堅定地表示：“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一語驚天下。廬隱一意孤行，於1922年夏在上海與郭夢良以“同室”的名義結婚。這一驚人之舉震動了文壇乃至社會。

然而，新婚的歡樂是短暫的。婚後，廬隱與郭夢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親，與郭的髮妻同住在一間屋簷下。自尊心極強的廬隱這才體會到“做小”的尷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視，猶如掉入絕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慣了的廬隱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嘆：“……過去我們所理想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愛，只應天上有，不在人間。……回鄉探視，備受奚落之苦，而郭處之泰然。俊英，此豈理想主義者之過乎？”憤懣鬱結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廬隱的母親黃夫人，從內心是愛女兒的。當初廬隱執意與林鴻俊訂婚，她做了讓步，為成全女兒，她將私蓄2000元託親戚之名，資助林鴻俊上大學。可到後來，廬隱鬧退婚。也罷。竟下嫁一個有婦之夫“做小”。廬母遍受親友、街鄰的冷嘲熱諷，無地自容，不得不遷回老家，終日鬱鬱寡歡，不到兩個月便告別人世……

廬隱與郭夢良又回到上海，郭夢良忙於自己的事業，創辦上海自治學院，研究人生哲學，編輯《人生觀大論戰》，忙得席不暇暖，無法陪伴廬隱。是時女兒出世了。廬隱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嘆苦經：“我現忙於洗尿布，忙於柴米油鹽，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細算。營養不良，我們身體都欠佳。啊，這就是人生！”厄運接踵而來，郭夢良本就有肺病，由於積勞成疾，一病不起，於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個月大的女兒郭薇萱留給了廬隱。面對滅頂之災，廬隱硬撐著把郭的靈柩護送回福建，與郭的父母及髮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個月。她攬鏡自憐：“我常自笑人類痴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在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為了生活，廬隱於1926年夏回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與好友石評梅成為同事。石評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於北京陶然亭。廬隱以此為素材，寫了《象牙戒指》。廬、石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倆終日以煙打發時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對壘壘荒墳，放聲痛哭；或強作歡顏，狂放高歌，遊戲人間……郭夢良死後，廬隱寫了啼血文字《郭夢良行狀》，三週年時又寫《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這斷藕的殘絲”，敬獻亡夫的在天之靈。

毀滅的打擊是接二連三的，1928年9月30日，廬隱最親密的摯友石評梅患急性腦膜炎猝亡。廬隱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葉上的露珠，絕望中感嘆“死比生樂”。

這時的廬隱雖是孤雁一隻，但她的聲名還是招來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個在政法大學讀書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夢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會上他與廬隱邂逅，對廬隱寄予很深的同情，關心、體貼、勸慰廬隱，並向她表示愛意。廬隱乾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愛的雨露，但她考慮自己的處境，有點自卑，覺得“我不應當愛他，也不配承受他的愛”。她抑制情感的依戀，理智地拒絕了他。可瞿冰森並不理解廬隱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語言譏諷她。卑鄙的是瞿竟帶著一位靚麗的少女到廬隱面前炫耀，刺激她。廬隱被擊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自古紅顏多薄命——悲情廬隱（4）

“小愛人”李唯建

廬隱新寡時已年屆30，本就其貌不揚，加之心靈上斑痕累累，她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