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動搖，很多青年發現“高階合作化不過如此”。加上很多地方發生災情，生產減產，於是大量農村青年不再安心農業生產，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農村知識青年，很多還擔任著合作社的記工員、會計、生產隊長甚至社長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團員，在受災減產和城市、鐵路附近的地方，這種現象尤其普遍。他們說自己是“身在鄉里，眼在城裡，心在廠裡”，整天想辦法到城市找工作。　。　想看書來

一條可行的道路（3）

第二，動員工作本身的失誤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這項工作的人，從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將青年送回農村這一環之上，只要把人送回鄉，就完事大吉，再無人過問。人們大概以為，出現這種大批青年無處安排的危機，只是暫時現象，以後社會主義發展了，一切自然就會好起來，更多的幹部則只圖敷衍塞責於一時，根本不關心以後怎樣。

青年們面臨的具體問題有這樣幾方面，第一是無人關心和過問，把他們混同於普通農民，一些村幹部，將他們視為多餘的人物和負擔，任憑他們在農村苦悶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糾正不關心在鄉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的現象》，提到他們接到不少回鄉青年的來信，反映團組織對他們關心不夠，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縣鹿家莊的5個高小畢業生談到：

回村後人們瞧不起我們，團組織不管我們，連家長也不滿意我們。想為大夥辦事，得到的卻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記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夠清楚，社裡會計就說：“憑你這兩下，還想當記工員！”我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我們想成立一個學習小組，可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