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除了動員一部分從事工業生產外，也主要是組織他們去從事農業生產###黨組關於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宣傳教育工作報告（1955年），《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對於1954年各省回鄉知識青年的具體情況，報刊公佈的數字是零散的。今略舉幾例：吉林省，應屆高小畢業生中，參加工業生產的有4750人，回鄉務農的有68776人，大多數在互助合作組織裡擔任各種職務。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畢業生投入農業生產的有15萬餘人，另有13000餘人參加了鄭州專區舉辦的農業技術訓練班。又如華北，到1954年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組織，其中薊縣1953年、1954年兩年據不完全統計有1700餘人《華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學生參加農業生產》，《人民日報》，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縣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學畢業生參加生產。山東省，三年來已有30餘萬農村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佔三年高小畢業生總數52萬的大半，其中文登專區7萬餘名高小和初中畢業生中，在鄉的6萬名左右，絕大部分參加了農業生產。萊陽專區據不完全統計，1953年高小畢業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餘名參加了農業生產《山東三十餘萬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人民日報》，1954年5月26日。。總之，從地區來看，大抵北方比南方為多；而從文化程度來看，是“大批小學畢業生，很少初中畢業生，甚至沒有高中畢業生”《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

一條可行的道路（2）

要統計這一時期回鄉中小學畢業生的準確數字，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因為缺乏統計資料，而尤其是因為這批人的流動性特別大，有人雖回鄉，並未參加農業生產，有的是回鄉自學以準備來年的升學考試，有的在當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後來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確實投入了農業勞動，而且在互助合作運動中成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擊力量”。據###1955年在團中央召開的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的報告：在現有的65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有青年1�7億人，其中擔任社長、副社長、社務委員、會計、生產隊長、技術員等職務的骨幹分子有290萬人。據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組印發的《萊西縣在鄉高小畢業生工作調查報告》提供，農業合作社的前景吸引著這批學生，在該鄉1954年畢業的3000餘名學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組中任幹部的有783人，還有1335人擔任了宣傳員、教師、衛生員等。報告認為問題在於高小畢業生太少。萊西縣一共10餘萬農戶，按一個合作社（指初級社）25戶計，全縣應建4000多個社，以每個社平均設定會計、技術員、計賬員等各一名計，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較高的鄉，高小畢業生已呈“供不應求”之勢。此外如吉林省舒蘭縣，1954年參加農業生產的3892名中小學生中，入社入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組長的64名，任會計、記賬員的1789名；山東省榮成縣的198個農業社會計中，高小畢業生佔103人，等等。後來名聞全國的勞動模範呂玉蘭、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幾歲就當了互助組、合作社的幹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將青年動員回鄉，未必意味著這場運動就獲得了成功。從直接效果來說，回鄉只是第一步，回鄉之後是否能夠鞏固住，才是更關鍵的問題，因為這不僅直接關係到青年能否在農村發揮預期的作用，還關係到今後的動員能否繼續順利進行。而正是在這個環節上，出現了諸多紕漏。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當時的宣傳中最讓青年們動心的，是國家為合作化運動所描繪的遠景：“老是弄小農經濟，確是沒有幹頭，可是搞偉大的合作化運動，這就大有出息，大有幹頭了。”合作化至少帶給他們兩個希望，一是可以讓他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給予他們進一步學習技術和文化的機會；二是農村的面貌會很快得到改觀，生活會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鄉之後，他們面臨的，卻是各種各樣的具體問題。

第一，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並不像知識青年們想象的那般美好。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它本身的種種失誤開始###，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將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鄉知青產生信心的立足點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