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算不得儒醫，尤其是這類文人雖懂醫道藥理，但大多認不得方劑中的飲片（即加工後的草藥），如果真的為人診治，也是會出大亂子的。

我曾聽先師劉宗恆先生（畢業於原華北國醫學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講過一個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讀了不少醫書，也頗通方劑。某次為友人的孩子診治，用了《麻杏石甘湯》加減，麻黃量用到二錢（一般方劑中麻黃用量不超過三錢），服用兩劑後不見功效，於是又將麻黃用了四錢，仍然不見發汗。這位老翰林膽子也忒大，居然將麻黃用到了八錢。恰巧這家人將方子換到一家大藥鋪去抓，孩子服後大汗淋漓，兩個時辰一命嗚呼。於是經官動府興起訴訟，法院詢問醫家是否看過飲片？那老翰林答稱看過了，確是麻黃無誤，由此可以判定是醫者用藥不當的責任。還是後來經過警局審慎偵察，從前兩劑剩餘藥中撿出麻黃飲片，居然是將炕蓆剪成二分長的小段，冒充麻黃所致，最後去買藥的那家藥鋪倒是貨真價實，造成小兒夭亡。最後法院將出售假藥的藥鋪主人繩之以法，老翰林雖有過失，但免於起訴。自此之後，那位熱衷醫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談醫了，可見沒有豐富的臨床實踐和藥物學基礎是不能為人開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與先祖於三四十年代同住在東總部衚衕作寓公。兩宅相隔不遠，他們昆仲感情篤厚，但愛好卻迥然不同。先祖父喜愛琴棋書畫，顧曲鑑藏，而我這位四伯祖卻愛好理工農醫，深居簡出，在家中鼓搗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術”之類，又頗通醫藥。自己擬就一劑“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藥，很以為得意，讓同仁堂製成膏劑，分贈親友，稱可調理氣血，養陰補益，至於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這位四伯祖逝於三十年代末，僅活到五十開外。後來“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傳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為至寶，六十年代初又將方子製成蜜丸，讓同仁堂配了兩百餘丸，後來終無人服用，全都生了蟲子。

如蕭龍友、丁福保那樣文人“下海”的醫家，畢竟是不多的。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與收藏（1）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國的老朋友送來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題目是“珀西瓦爾？大維德爵士與中國古陶瓷收藏”。我對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讀這篇文章之後，卻真是感到中國收藏界對珀西瓦爾？大維德（Sir　Percival　D*id，1892—1964年）的瞭解太少了。大維德是西方研究中國古陶瓷最負盛名的學者和權威，他的收藏已經成為西方乃至中國陶瓷收藏者引以為參照的重要依據。其實，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經出版了《大維德藏瓷譜》，當時僅印刷了三百餘部，並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介紹，請院古物館館員滑仙舟先生題寫了書名。大維德曾經翻譯過中國的《格古要論》，但我以為這絕不僅僅是翻譯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畢生實踐的心血凝結。

1961年，大維德已屆垂暮之年，他聽說臺北故宮博物院將赴美國舉辦藝術展覽，立即從倫敦飛赴美國，並向主辦方提出了一個非分的要求，懇請他們讓他觸控那些令他魂牽夢縈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話說，這是他向中國古代工匠們作最後的告別。

也許，這就是一位收藏家對屬於全人類藝術品最真摯的情感——儘管這些藏品並不屬於他個人。

從小讀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常常為趙明誠與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動。他們經常在歸來堂品茗對坐，兩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題稽考對方，“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每在相國寺收集到藏品，則“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這種夫妻之間的雅趣，讀來令人神往豔羨。有時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澀，甚至“*市易”。某次有人拿來一幅徐熙的《牡丹圖》，索價二十萬錢，第二天即要付款。兩人相對無眠，對著古畫展玩品評了一夜，終因湊不齊二十萬而在次日將畫還給人家，於是“夫妻相向惋悵者數日”。正是經過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才在經過二十年之後，完成了《金石錄》。遺憾的是，當李清照為《金石錄》作序時，她與趙明誠數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經蕩然無存，於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嘆。每讀至此，我總會潸然淚下，這種感動，或許並不僅是對他們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對這種無奈的達觀所感到的切膚之慟。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非常詳細地記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