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化。由氏族結構產生的社會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直到今天，中華人的倫理道德，社會觀區別於世界民族的特點也是很明顯的。氏族結構延續到春秋末。秦商鞅變法有幾條條文就是為了消除氏族關係。

與氏族結構相一致的是政權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聯合的結構。氏族政權不同於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於高度分散的城堡國家，或者城市國家的形式，是氏族獨立的，又是（貴族）聯合的結構。這種氏族聯合的結構以殷，唐政權為典型。殷，唐的政權可能是推選產生，政權首領的推選由巫祠主持。一支強的氏族為政權的中心，組成了貴族氏族的聯合。在這樣的政權形式下，除非這個聯合衰落下來，政權就不會消失。周政權在形式上以周天子為中心，周衰落了以後，產生了五霸。這五霸實際上是氏族聯合的變通。

由貴族氏族建立的政權中心叫做中國，非貴族氏族叫做方國，周以後，格局相類，但不叫中國，方國，叫做王和公（諸侯）。

考察公元前2500年以後的2千多年氏族政權就發現，政權的結構非常穩定。不但方國不離散，而且非方國的異氏族也向中原擠，客觀上表現出一種凝聚力。與中國相對比，長江兩岸沒有大政權產生出來。一些保持獨立的氏族，如今天的西南民族有一些曾是黃河流域的氏族，退出方國以後，也都沒有發育出大政權。

既然是中國，方國的結構，政權的管理就不是如今天這樣中央，省市，地方，一個政權中心。而是由婚姻關係維繫的貴族來支援。貴族的分支產生出來，三，五代以後開始遠離中心，逐漸失去貴族的身份。這種情況後人稱作“服”或“宗”。所謂的神聖的周禮即是這種貴族關係。

認識了政權中心的組成，就很容易計算出中國的規模，一個政權中心的人口在三，五代人的時間裡增長的總數就是這個政權的規模。如果一個政權中心的人口是一百人，那麼三五代以後可能達到三，五百人，這就是這個政權中國的貴族人口。以後，就保持著這樣的規模，增長的人口不斷的分離出去。可知，所謂的貴族等於是“國”的管理中心。而貴族氏族則是管理中心的基礎人口。

中國與方國的關係是依附關係，依附式的管理使得政權的關係簡單化。方國增多了，政權就擴大了。方國減少了，政權就縮小了。用史記的話說，方國的增加叫做鹹來朝，方國的減少叫做衰微。氏族政權就是這樣的鬆散的結構。史記對湯滅桀，武王伐紂兩次政權的更迭做了精心地描繪，當著我們對氏族政權的結構加以剖析，無論是滅桀，還是伐紂，都是很小的戰爭，可能不存在戰爭。一個政權需要的是依附的方國，這種依附用伐是得不到的。戰爭的目的在於掠奪，掠奪人口，掠奪財物。那是對方外實施的。一個政權（中國）沒有必要越過自己的方國和另一個政權的方國去摧毀另一個政權。

如果，以上所述還不算證據的話，不妨看一看氏族政權幾百年以後的春秋兼併戰爭。兼併，那可是政權對政權的鬥爭。考察一下戰爭的規模，就可以知道，春秋時戰爭的規模還是很小的。就是動員一支不大的軍隊去遠征，也是傾盡國力的行動。兼併的實現往往不是戰爭的原因，而是被兼併國衰落的結果。

歷來的史家，至少是史記，以春秋戰國的諸侯征戰為模特，經過了說書人的渲染，誇大了氏族政權的能量。政權能量的飛躍性的增強從商鞅變法開始。這是我們認識商周歷史的基本出發點。

在氏族政權時期，政權的能量是極小的，政權能夠得到的積累也是極微的。讀史記，有一個八百諸侯，參加了對紂的攻伐，很容易產生聯盟作戰的判斷。叢書曾經苦心地尋找這八百諸侯所在的氏族，沒有找到，終於認識到，這是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後人的認識。說八百諸侯，就是說，隨著殷，唐政權的衰微，八百氏族從政權的控制下解脫出來。

中華民族（漢族）的方言眾多。在今天叫做方言，在氏族政權時代可能是氏族政權使用的語言，這些非古漢語的氏族政權先後的消失了，政權的語言流傳了下來。可知在氏族政權時代，做為社會的形態長時間的存在著。在眾多語言的政權中，唯有古漢語政權連續下來。漢語的文字長達四千年，如果從太行語（契氏族）算起，漢語的時間不少於六千年。

氏族政權與巫祠中心的關係關係到對五帝的準確認識。黃帝是崇拜的集合物，自然不在歷史的範圍。問題集中在高陽和高辛兩個巫祠。氏族政權與巫祠是怎樣的關係呢？就是說高陽，高辛是政權，還是宗教，是宗教，還是宗教政權？在今天，關於原始宗教的認識還沒有建立起來